他抗战的赫赫战功和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及绥远起义，书籍报刊多有介绍和记载，本文仅就其在新中国之事迹作一简要记述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出生于晋西南荣和县（今临猗县）濒临黄河的安昌村。其父在黄河边靠摆渡挣运输费，逢水浅时，靠背客登岸，挣些脚力钱，维持生计。傅作义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勤奋学习，在当地小学堂读书，后去太原上陆军小学，为响应辛亥武昌起义参加了太原反清起义，任学生军排长。民国成立后被保送至北京清河陆军中学，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军校。毕业后逐级升职，成为获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的身经百战的名将。在北伐中他因坚守涿州而名震中外。在抗战初期百灵庙战役旗开得胜，中共中央电贺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他坚持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转战长城内外。五原大捷收复失地，威震敌胆，战功卓著，获“青天白日勋章”。在解放战争后期，他为保护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北平，毅然接受中共的和平解放北平八项条件率部起义，将所部改编为解放军，并促成绥远和平解放，为国家为人民立了大功。毛泽东高度评价傅作义先生：“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起义参加革命后曾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新中国建立后首任水利部长（后改称水利电力部部长），此后又任第一至四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对他抗战的赫赫战功和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及绥远起义，书籍报刊多有介绍和记载，本文仅就其在新中国之事迹作一简要记述。
傅作义题词
愿投身水利事业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对傅作义的工作安排，党中央准备安排他和程潜、张治中、龙云等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参加国防委员会并任副主席，毛主席说：“对傅作义这样安排还不够，因为傅作义的功劳比这些人要大。如果傅作义决定死守北平城，我们今天就不能有这个北平城了，也不能在这样的地方开会了。傅作义立了大功，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后来征求傅作义本人意愿，傅作义表示抗日战争期间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一些事，积累了点经验，有兴趣到水利部工作，愿在后半生投身于水利建设事业，为国家做点实际事情。就这样，党中央尊重傅作义本人的意见，安排他当了水利部长。
说起傅作义与水利工作的渊源，1943年他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时，曾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黄河后套地区水浇地面积数百万亩，粮食产量大增，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既解决了军民用粮，又增加了储备。1945年夏，傅作义请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屯垦治水，建设城乡，整顿金融，发展教育，使绥远成为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是绝无仅有的业绩。
中央在遴选水利部其他人选时，决定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葆华同志为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毛主席表示同意。当时中共领导人很尊重傅作义先生，在酝酿水利部领导班子时，请他推荐人选。毛主席说：“凡是傅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傅作义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原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一位是参加北平和平解放一起起义的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北平市长。这两个人都在水利部任了重要职务。张含英当了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当了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傅作义还建议在水利部成立参事室，他自兼主任，一些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如覃异之、刘瑶章、黄翔等均为参事。
从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水利部部长（1958年2月后与电力工业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仍任部长）至1972年10月17日中央同意傅作义辞去水利电力部部长职务的请求，整整连任了2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部连任部长最长的一位。
傅作义在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廉洁朴素，公私分明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先生先后担任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对全家生活开支制定限额，不许多用一分。对国家配给他的汽车，只是自己公务使用，家属绝对不许乘用。傅作义到某地视察工作时，有一天中午，当地领导曾设盛宴招待，事后他对秘书说：“中央三令五申不准请客，不准大吃大喝，今天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我不吸烟，不喝酒，最多摆上一桌，四菜一汤就够了，没有想到他们又是杀猪又是宰鸡的，足有十几桌呀！”接着他苦笑道，“这笔账，都记到我傅作义头上啦！”
傅作义外出视察工作从不讲究排场，不喜欢前呼后拥。他出差，按规定可以坐火车公务车（在列车后单挂一节专用车厢），但他从来不要，他说和工作人员合住一间软卧包厢就够了。他还说过：“买不到软席买几张硬座也好嘛，还可以联系群众！”
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带兵时，为了给集体福利积累资金，自己带头并要求各级军官每月从薪水中提出一定金额，和公杂费的结余一起，作为公积金，以开办经济合作社、工厂或设立贸易公司等。这些机构的盈利，作为集体福利或积累基金，用于全体官兵的生活补贴、开办军人子弟学校（如奋斗小学、奋斗中学等。现奋斗小学在北京复兴门内闹市口大街西侧继续兴办，奋斗中学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陕坝继续兴办）、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以及伤、残、病、老人的安置等项开支。收支情况由经济管理委员会按规定将向全军公布。北平和平解放后，这笔资金还积存有380多万元。1959年，国家经济困难，傅作义召集曾给他管理过公、私经济的部下，指示他们从存款中提取40万元来购买公债，其余全部上缴国家。并将上述情况写信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示：“将公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支配使用。”但后来，傅作义对这笔款项一直分文未动。直到1974年春傅作义病重时，再次将国家清还公债的本息，上缴国家。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和60年代初，傅作义先后将自己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和海淀镇的两处住宅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归公分配，并将自己在西单小酱坊胡同的住房产权交给西城区房管部门，自己则按期缴纳房租使用。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说，傅作义将军真是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深入基层，带病坚持工作
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之初曾说：“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要不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光坐办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曾长期在水利部门工作，任过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同志说：“我们同傅先生在一个部里共事多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水利工作一片赤诚。面对解放前留下来的烂摊子，为确保大江大河不决口泛滥，在与党员副部长李葆华同志密切配合下，做了大量工作。他每年总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出差在外，下黄河，溯长江，到各地检查督促，调查研究。”在外出视察时，他总是带最少的随从人员，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常常与随员一起翻山越岭，察看水利工地。他到基层、工地视察，不只看工程，而且还看工棚、食堂，有时还到农户，了解群众生活情况。无论在部内还是在工地，都不接受特别照顾。从西北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东北松辽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水利建设工地，到处都有他的脚印。1951年他和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李葆华一起视察淮河，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约三十里路程汽车无法通行，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只是雇了三头毛驴来托行李。在建设黄河三门峡水电站时，已年近花甲的傅作义从黄河下游山东一直视察到陕西潼关。到陕县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仍然坚持按计划视察，夜晚就露宿在黄河的沙滩上。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况，就地解决问题，还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况，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但他在外出时就带些馒头干，不时地嚼两口。
傅作义带领水利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赴黑龙江抗洪抢险，踏遍黄河、长江、淮河、珠江、闽江等江河进行水利考察。他几乎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三门峡工地、治淮工程和密云水库工地等第一线研究指导工作。
1957年4月，他到山西视察水利工作，在视察途中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住院治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专家从北京飞往太原解救他才得以脱险。1962年初，中央考虑傅作义的心脏病比较严重，安排他一家到广东休养。他表示，如果只是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央和广东省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到广东后，他先后视察了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及新会、佛山、高要、从化等地的水利工程。每到一座水库，他都是先服了预防心脏病突发的硝酸甘油药片，然后登上坝顶，了解情况。
1963年8月初，河北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海河流域地区连降暴雨10天，一般在800毫米左右，有些地方达1000毫米以上，最大暴雨中心在滏阳河上游内丘县，7天降雨量高达2050毫米，为当时中国大陆最高纪录，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洪水下泻衡水、沧州、天津地区，特别是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已受到严重威胁。河北军民纷纷投入抗洪抢险斗争。当时傅作义正患病，他率水利部有关人员深入抗洪第一线，视察水情，慰问抗洪抢险军民。经过军民的努力，加上1958年以来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的调节，终于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
他在《治水五年》一文中曾深有体会地写道：“五年来参加水利工作，使我更加亲近了我国的劳动人民。我了解了他们过去的痛苦，我看见了他们今日的欢欣，我也看见了他们在水利工程上的忘我劳动。因而使我深切地了解到，是他们使政府的计划兑现，是他们使治理的方略兑现，是他们使纸上的蓝图变成了物质的长城。”他在谈到解放后水利电力事业迅速发展的情况时说，“我深深体会到党的领导的伟大作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我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人，能够亲身参加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虚心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兴奋！”
在水利部长的岗位上，傅作义先生不管炎炎烈日还是寒风刺骨，不管洪水汹涌还是气候干旱，他都亲临现场，指挥工作，这样一干就是23年，直到1972年10月因病恳辞获中央批准才离开水利部长的岗位。此后他还一直关心着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直到1974年4月，在他去世前10天，在垂危之际仍惦记着北方的旱情。他问前来医院看望他的人：“北方地区下雨了吗？”
反对美帝和促进祖国统一
傅作义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十分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盼望台湾省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6月下旬，傅作义为制定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计划，查勘黄河中游，途中得悉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十分气愤，他在对国际形势作了分析后，致电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示对美帝国主义的侵朝不能置之不理，要积极地对朝鲜进行支援。回到北京，他又上书毛主席，详细陈述美帝侵朝之暗算是扼杀新中国，我们不能坐视观望，必须予以打击。“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我们不但应当抵抗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傅作义主张抗美援朝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称赞。毛主席批示将傅作义信的全文印发给党中央、政务院等部门领导参阅，又请傅作义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出兵抗美援朝的利害关系。毛主席还说，你们看，傅宜生先生都坚决主张出兵，我们还有什么疑虑的呢？10月25日，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董其武率绥远军区起义部队也积极要求赴朝参战。董其武向傅作义作了汇报。12月上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开始后，傅作义向毛主席建议，希望调原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到朝鲜前线参战。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将董其武所率领的23兵团开赴朝鲜前线。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该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很高兴，在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二十三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其后毛泽东还专门写信称赞二十三兵团的战绩。
祖国的统一大业时时萦绕在傅作义心中。他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发言和在报刊上撰文，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士走到人民方面来”。
1957年3月11日，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傅作义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正告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美国不可靠，反攻不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等不上，只有和平商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960年6月22日，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傅作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站在反美斗争的最前列》的文章，呼吁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解放台湾而共同努力。
1972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前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傅作义（时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应邀出席，当晚他致函尼克松，称赞尼克松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之举。接着又严厉指出：美国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而欲求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政策。
1973年2月28日，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傅作义抱病主持了会议。他说：“当前国内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于祖国的统一。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挠破坏不了的。”“血浓于水，落叶归根。七亿同胞无不殷切期望，热烈欢迎亲人归来。”6月18日，傅作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籍教授、专栏作家赵浩生，回答了赵浩生所提出的有关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及其他广泛问题。访问记先后在日本《朝日新闻》和香港《大公报》上发表。
（作者：党德信 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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