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臣范仲淹(989—1052)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享有盛誉的教育家、文学家。其生平经历，文治武功，思想学术，为历代政界、学界共加赞赏。他在镇江也业绩斐然，他对镇江的深厚情结令人难以忘怀。

在镇任职并留连镇江多年

范仲淹自27岁入仕为官，一生先后曾任陈州、睦州、苏州、明州、饶州、润州等14个府郡的知府。他在润州任职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他49岁那年五月起，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他50岁那年11月徙知越州，前后共有19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离开润州知府任后，还是经常过往镇江，甚至留连镇江的。如他与当时精通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号称冲晦处士的徐复相善，经常在江南一些地方相互切磋，交流学术。据《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三载：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四月，“范仲淹过润州，见复，问日：‘今以衍卦占之，边境无变异乎？’复言：‘西方当用兵。’”从《范文正公集·年谱》推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五月以后，范仲淹已被朝廷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并相继知延州、耀州和庆州，而此三州均位于远离镇江的陕西一带，如果他始终生活在三州之地，是不可能“过润州”，在镇江与徐复相遇的。这说明，范仲淹虽已有西北地区的任职，却于庆历元年仍能到江南一带活动。范仲淹49岁至50岁在镇江任职，庆历元年这年他是53岁，也就是说，起码在他50岁前后的五六年时间之内，他或是生活在镇江，或是时常来镇江。

一位历史名相、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与镇江保持如此长期的联系，充分表明镇江与这位历史名人的特殊关系，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也大大加深了镇江这座名城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镇兴学育才

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任润州知府期间，为了兴学育士，在宝元元年(1038)特聘李觏前来担任教授。

李觏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一生以教学为主，范仲淹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他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他博闻强识，为“一时儒宗”。李觏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为拯救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良策》各十篇，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

范仲淹把李觏请来润州教学，必然给润州人民带来尊重知识和尊师重教的好传统；同时，对不断营造润州地方的良好学术氛围，形成润州地方人文荟萃的可喜景象，都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后来，到了庆历年间，范仲淹更将他在苏、饶、润一带兴学育士的做法，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掀起了兴学运动高潮。

在镇江建清风桥、刻石甘露寺

范仲淹于北宋景祐、宝元年间任润州太守时，为民造福，办了不少便民好事。他见东门关河两岸行人来往不便，便建了一座桥，名曰清风桥。镇江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把这座桥叫做范公桥。近年，这座桥遗址在正东路拓宽工程中被发现。

此外，镇江甘露寺中还有知府范仲淹的一块刻石，其中涉及了一连串的与镇江有关的历史名人：

宝元元年(1038年)，范仲淹移守润州时，收到朋友钱仙游一封来书。这位钱仙游是当年吴越王钱镠的直系曾孙、北宋初曾任宰相的钱惟演的侄子。钱惟演博学善文，曾采钱镠及钱元瓘、钱佐、钱俶等父祖诗汇为一编，名《传芳集》；北宋天圣年间，钱惟演以使相判许州，居所临湖筑有信美亭，亭成，范仲淹有诗致贺。他对这位前辈是颇为称许的。他们的相识和交游，主要因钱仙游促成。

钱仙游在书信中称：他的从父汉东公(即钱惟演)曾收集唐李德裕遗文佚诗，编成《一品拾遗集》，其中有《浙西述梦诗》四十韵，望能刻石于甘露寺李德裕真堂。李德裕是唐代名相，曾在润州任刺史和浙西观察使多年，有善政，本来就颇得范仲淹的尊崇。他所作《述梦诗四十韵》文采奕奕，佳句连连。诗中说：“地接三茅岭，川迎伍子涛。花迷瓜步暗，石固蒜山牢。”“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阅川终古恨，惟见暮滔滔。”这些诗句不仅因地论史，叙志述怀，而且言恳词切，浮想翩翩，难怪颇能赢得后世热心政事名家的关注。

得书后，范仲淹立即遵嘱刻石于甘露寺，并将寺内李德裕纪念堂迁出扩大，刻《唐书》中的《李德裕传》于堂内，赞颂李“才大名高”，还为李德裕《述梦诗》作序。范公不仅借此抒发了自己对所敬佩的前贤的情感，也替友人钱仙游实现了其叔父二十年的一个遗愿。无疑，这也是范公在镇江进行的一项文化建设，是他任职镇江的善政之一。

赴润州任职途中作《唐狄梁公碑》

《唐狄梁公碑》是唐武则天时宰相狄仁杰的庙碑，是一篇盛赞“功盖一时”死后追封为梁国公的著名碑文。狄仁杰既非镇江人，也未能在镇江留下只字片言的历史记载。但是，此碑文却与镇江有着一连串曲折关系。其间奥妙，正在于范仲淹。

狄仁杰于长寿元年(692年)，遭酷吏来俊臣谋害，蒙受冤屈，被贬彭泽(今江西彭泽)令。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百姓无食，他上疏朝廷发粮救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邑人为置生祠”。巧的是，350多年后，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因遭宰相吕夷简报复，贬知饶州，随后又移知润州。他赴任途中又必然要经过彭泽，因而，他又有机会在这个狄仁杰留下功绩的地方“拜谒狄公祠”，从而得以进一步感怀狄仁杰一生遭遇，发思古之幽情。

《唐狄梁公碑》就是在范仲淹深为感动之下的情感之作。文中写明了他自己“贬守鄱阳，移丹徒郡，道过彭泽……”

在镇江编《丹阳集》

范仲淹在镇江进行的另一项文化建设也值得一提，那就是编纂了他的著作《丹阳集》。

据《中国宋代历史研究》载方健著文称：在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宋代的刻书业极为兴盛，宋人自编文集梓行蔚然成风，有的人还每到一地即刻集行世，辄以地名名集。当年，范仲淹在南方主持学政已写下不少文赋，在睦州、饶州也留有大量诗文，知润州时，作品数量已有现存的一半，完全有条件、也有可能编定一个集子。因此，今存八卷本《丹阳集》，应是编成于范仲淹任职镇江时。因为，范仲淹在家书及致友交游的信中多次提到镇江，都称“丹阳”。这是因为，唐天宝元年(742年)，润州曾改为丹阳郡，到乾元元年(758年)，又复为润州。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在《王氏语录序》中更自署为“丹阳叟”。据此便可推断，今存《丹阳集》是范氏在镇江亲手编定。

赋诗赞美镇江

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范仲淹来到润州，立即被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吸引，他大加赞美，赋《京口即事》诗一首：

突兀立孤城，诗中别有情。

地深江底过，日大海心生。

甘露楼台古，金山气象清。

六朝人命薄，不思此升平。

“甘露楼台古，金山气象清”，豪气中透出对镇江未来的希冀与祝愿，道出诗人自己来镇后的独特感受。他对金山寺的景色大加赞赏，想象奇特，气势磅礴，金山屹立江流的形象被他写得十分生动！

范仲淹另一首《送识上人游金山登头陀岩》诗，也极赞镇江山河之壮美：

空半簇楼台，红尘安在哉？

山分江色破，潮带海声来。

烟景诸邻断，天光四望开。

疑师得仙去，白日望蓬莱。 ，

诗题中“识上人”是和尚法号。全诗借送和尚游金山为由，把眼见“江色”，耳闻“海声”，比喻脱了红尘；又置身诸邻烟景之中，感受四望天光之时，金山成了蓬莱仙境，和尚成了仙人。全诗都是赞美镇江风景难得的佳句。

范仲淹还有《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寄润州庞籍》、《将赴南徐任游茅山》等咏景述怀的镇江诗作。如果没有热爱镇江的情结，是写不出这些诗章来的。

因镇江成“巴陵四绝”

在《重建岳阳楼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庆历中，滕子京作而新之，时人以范记、苏书、邵篆与兹楼号为‘天下四绝’。”

“范记”，是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苏书”，是指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碑。“邵篆”，是指篆书家邵觫为碑所作的“篆额”。滕子京作楼，他本人就是一位名人。有四位名家与岳阳楼相关，也就有了人们乐为相传的“巴陵四绝”。范公应滕子京之邀写的《岳阳楼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著名散文，通篇仅368个字，叙事简洁，字字珠玑，要言不繁，文思高远，由景入情，引人入胜。有了这篇散文，岳阳楼才得以越发天下闻名。同理，如果说，岳阳楼因《岳阳楼记》而天下闻名；那么还应当说，“巴陵四绝”所以能流传至今，闻名遐迩，与镇江是分不开的。

邵觫字溪斋，润州丹阳人，皇帝曾给他赐号“冲素处士”。范仲淹知润州时，与他相知颇深；滕子京因与范仲淹相识，于九华山服丧期满，在赴湖州任途中，特转道丹阳，也得与邵觫有一面之缘。有了这一层关系，岳阳楼成，求范记，苏书，再请享有盛名的篆书家邵觫“篆额”，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果不是范仲淹在润州任职，滕子京也就很难与邵觫相识，也就不可能请他作“篆额”。少了邵氏这一绝，也就没有了四绝。

以上罗列各事，其中有些看来似乎带了些偶然性。但是，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仔细推敲就不得不承认，这个必然性，就是范仲淹那深厚的镇江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