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共一大代表大多未出席二大

为何毛泽东在上海却没参加会议

记者蓦然鼻酸——翻开1951年的解放日报，在3月24日的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有一行《寻人启事》：“张静泉（人亚）一九三二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者请告。”

这是经历战乱后一位父亲对离散亲人的苦苦寻觅。20多年前，他的儿子张静泉从上海悄悄回到浙江镇海老家，叮咛再三，交托了一个大包裹。这是父子最后一次相见。几天后，父亲对外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随后在山上修了一座墓穴，葬了一个空棺，埋进这个包裹。老人家从此一人独守着秘密。

眼看宁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儿子却依然杳无音讯。寻人启事登了数月，无果。这才打开空棺，取出包裹，献给国家。里面，是弥足珍贵的一批中共早期档案。

其中，就有中共的第一部《党章》。

这部《党章》，正是90年前的那个夏天，诞生于上海辅德里。

就在这里，1922年7月16日，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又聚在一起，中共二大开幕了。

会开了八天。八天，每一天都惊心动魄。

第一天

1922年7月16日，壬戌闰五月廿二日

【当日《申报》摘抄】“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变，曰辞职，曰省长不能到任。曰匪乱。而正式之交战不预焉……”

翻开旧报纸，兵变，匪乱，交战，饿殍，诸种“不幸之事”，几乎每一天如影随形。这一天的《申报》上还说：北京，“黎大总统”痛感“政令不行”，准备辞职；上海，外商纱厂集会讨论，停止晚上开工；一批清华学生的留念合影，出现在这天的报纸上，次日他们将启程远赴美国留学……这或许只是那个激烈年代中普通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共二大共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其余两次都因历史久远而无从查考。时局紧张。此前一大会址曾遭巡捕干扰，后来陈独秀又在 “老渔阳里”2号被捕，而现在开会的李达寓所，离前两处暴露过的地点，都不到2公里。李达寓所，还是他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社址，就在满屋柴禾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中共二大，就在柴禾堆的“火种”旁，开幕了。

第二天

7月17日，壬戌闰五月廿三日

【当日《申报》摘抄】“霍乱症加剧之警讯；浦东已有疫症发现；两团体函请限止米价……”

当务之急，制定“纲领”。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做的报告，着重阐述了 “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而八天里的中心议题，也是制定“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开展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最终发表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史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共二大，是有着太多“第一”的党史重要里程碑：第一次制定了立党之本的《党章》，第一次提出了革命目标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即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喊出至今响彻回荡神州大地的著名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二大创造了几个第一，这是历史的起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说：“明确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是二大的贡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是指路明灯。”

钩沉

为什么说“二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如此巧合——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叫“树德里”，中共二大召开的地方叫“辅德里”。一“树”一“辅”，一个开天辟地，一个相辅相成。一大和二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年轻的政党，就此在上海诞生。

一大结束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率先在上海开展。1921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这个“中国产业中心”建立，它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第一次组织上海浦东烟厂罢工，烟厂工会由此设立，此后决定在北京、长沙、广州等设分部。后支持上海英美烟公司9000工人大罢工，不仅提高工人工资10%，还迫使英国监工答应善待工人，这是中国工人同雇主直接谈判的开始。不久，工人运动在各地蓬勃展开。

中央档案馆选编史料明载：“到l922年6月底，中共有195名党员，其中上海就有50人，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26%。”

“二大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是广州。”上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邵雍说。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很有兴趣。而陈独秀与张国焘等人却觉得：“当时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此后半年多，广东地方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中共二大开会地点，本身就是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后门就是党的第一个妇女干部学校 “平民女校”，团中央也在不远处……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可以说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天

7月18日，壬戌闰五月廿四日

【当日《申报》摘抄】 “闵行……米价昂贵，民不聊生……”“总商会催结澳兵行凶案：澳门葡兵杀戮华人案，前经广州政府与澳门交涉，未得解决……此案关系数百余条人命……速行知照澳督，儆戒行凶军队，而笃中葡国谊。”

呜呼！华人惨遭杀戮，关系数百人命，居然还表示“笃谊”？

还有一条重要消息未刊登——也就在这一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

同日，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

仍在紧张进行的中共二大，八天议程也实现了“加入第三共产国际成为其党支部”的组织举措。中共党史学会研究员林建公说，从中共一大通过“联合共产国际”，到中共二大确认“加入共产国际”，期间针对一些分歧，“1921年，陈独秀主动与马林交换意见，为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四天

7月19日，壬戌闰五月廿五日

【当日《申报》摘抄】“霍乱症祸害之烈，近日更为可怖。在上海平均计算，每日约有数十人染患霍乱，朝发夕亡。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病房，现已住满；天津路红十字会医院，则病人拥挤几无隙地。”

经代表激烈讨论，第一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终于通过。

会后不久，上海金银工人俱乐部成立。组织者张人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也就是他，在1927年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中，将一包文件从上海带回家乡，随后返沪转入地下工作，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如今，这批文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永久珍藏，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4件。

第五天

7月20日，壬戌闰五月廿六日

【当日《申报》摘抄】“交战，兵变，截税，索饷。为中国今日四大常事。”“财部大罢工……此后各机关人员向财部索薪，只准推举代表二人来部接洽……并不得携带武装。”

“参观者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何缺席这次会议？”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杨嫣告诉记者。

据斯诺《西行漫记》载，毛泽东本人曾说，他本来也是要来开这次会的，但因为具体地址不清，当时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就错过了这次大会。

疑问还有：中共一大代表，有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中共二大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和施存统等12人（尚缺一人姓名不详）；有许多中共一大代表没有出席中共二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钩沉

“二大”时，“一大”代表都在哪？

许多党史研究学者的看法是：中共一大以后，代表们作为“初期党组织的中坚力量”，忙于培养党员，忙于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也许无法从紧张的革命工作中脱身。

当时19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1922年和邓中夏一起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还在北大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湖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回武汉后，正式成立湖北省党的领导机构。一次军事斗争失败后，董必武1922年5月奉党指示返回武汉。

何叔衡也是湖南人，他在中共二大召开前的两个月，与毛泽东一起建立中共湘区执委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委员，期间他还由毛泽东推荐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教书。

邓恩铭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这年底，他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另外，中共二大还有一名出席代表未确定，邓恩铭也可能是神秘“第12人”。

湖南代表包惠僧在回忆录提到：“我本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与张国焘的摩擦很厉害。二大召开前，中央局署名‘钟英’写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我接到信以后，联想到张国焘的‘小组织’会在二大上捣鬼，于是决定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去出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志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

李汉俊在中共一大后不久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从此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宣布将其开除出党。

陈公博投靠陈炯明；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后到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第六天

7月21日，壬戌闰五月廿七日

【当日《申报》摘抄】“至于今日我中国之武人，乃有瓜分之象也矣。各方之割据瓜分之一也。”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12幅会议代表照片，其中一幅留下空白。人们遐想联翩：第12名代表究竟是谁？

国防大学教授肖甡告诉记者，因为缺少档案文献，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基本上靠当事人的回忆，而回忆多有不同，至今尚难确定。目前公认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册）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说法。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的人员有：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他们都可能是“第12人”。

第七天

7月22日，壬戌闰五月廿八日

【当日《申报》摘抄】“政局时有新变化。然按之实际仍不过旧途径之自相残杀而已。惟有一端愈变化而愈真切者。则自相残杀之范围愈杀而愈近也。”

也有资料说，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务，会后根据陈独秀指示向毛泽东传达。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学术顾问王志明考证称，当时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是张太雷或陈望道，中共二大理应有张太雷参加，“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张太雷或陈望道因故不能参加会议而委托他人参加的资料，反而是张国焘的回忆中说‘参加会议的有张太雷’。”

张国焘还回忆说：“出席二大的有高君宇。”李达则回忆“有向警予”。中共二大专门研究了妇女问题，作为妇女运动领袖的向警予完全有可能与会。

钩沉

神秘的“第12人”有了新发现？

近来，又有人给出新的猜测。

学者李黎明和冯铁金肯定地说：“王右木是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

四川江油人王右木26岁赴日留学，结识李大钊、李达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暑假在沪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受陈独秀之托创办了“四川马克思读书会”。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后，他又去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联系。

两位学者找到许多有力史料。王右木的儿子王浴生写到：“据我的母亲多次回忆都说，1921年以前，我的父亲历次向我的母亲和伯父说，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年的秋天，我的父亲从上海回来以后，便自称为共产党人。”

“一大后，陈独秀很重视四川，主张在四川建设社会主义，四川应派代表参加二大，但目前确定的人中没有四川代表。”冯铁金说，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到现在党员有“四川三人”。据考证，这“四川三人”就是恽代英、王右木和童庸生。

王右木多名故交的回忆，让两位学者兴奋不已。1958年，作家林如稷说过：“1922年春末，由于学校发生猩红热传染病而提前放假，我便回到了重庆……一天，突然有两位不速之客来到我的房间，其中一位径直向我介绍说是叫王右木，另一位叫刘光亮。并说，你叫如稷，我早知道你，彼此靠得住，所以今天一到重庆便来找你谈谈。还说大致一两星期后，我们要到上海去，先托你办一件事，替我们提前找一间住房……我把地址和号数写给了王右木先生。随后，王先生又特别叮嘱我，我们要去上海的事，你千万别让人知道……我回到上海时，已到了7月中旬。一天黄昏王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晚上，我住在前楼，他住在亭子间。第二天吃过早饭，他说要去‘渔阳里会人’。”

四川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穆济波的回忆是一个更加直接的证据：“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二次全代会，四川方面有王右木去作代表参加。我所以知道是1922年7月，我在上海与王同寓，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鸿仪里同寓还有林如稷等。1923年7月，王右木经过南京到上海，又到南京小纱帽巷寓中来访我……”

果真是他？今天能够知道的是：王右木1924年夏经上海赴广州参加党的会议，7月从广东出发步行回川，9月上旬行至贵州境内，不幸被军阀杀害。

第八天

7月23日，壬戌闰五月廿九日

【当日《申报》摘抄】“英国在华邮局收束之预备；法总领事禁止囤米居奇布告；电请省长饬禁囤米与私运；粮食维持会再请限制米价；旅沪赣人电恳停战。”

中共二大历时八天，就此闭幕。

1954年，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开始寻找踏勘，拍下老房子照片寄给李达、王会悟夫妇确认后，这里于1959年5月26日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90年代末，延安路高架道路建设时特地在此绕了个弯，保护了这处革命遗迹。直到2002年，纪念馆经过静安区的修复和建设，才终于向公众开放。300多件珍贵展品中，有一份王会悟请人手绘的辅德里625号平面草图，图上连湖南篾篓子、自转椅、书架、床铺等都清晰可见。

采访结束前，记者站在纪念馆二楼的露天平台，眺望“辅德里”牌楼，身后就是当年李达的卧室与书房。

月明星辉，每天入夜，辅德里的灯光依然亮起。

（感谢静安区委宣传部和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对本文的帮助）（记者 栾吟之 视觉设计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