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毛泽东亲临指挥的漳州战役，在不少党史著述中并没有作为一段重要历史来叙述，因为它就是打了一场胜仗，并没有凸显出多么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从宏观党史的角度，来谈谈漳州战役对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影响。

一、攻取漳州是毛泽东在长征前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

毛泽东自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就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井冈山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即使在濒临绝境时也总能化险为夷。但自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以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毛泽东的决策权力越来越受到挑战或限制。首先是在闽西，1929年5月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就发生了关于前委和军委关系，实际上涉及到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的争论，直接后果就是在红四军七大、八大上，毛泽东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二是1931年春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尽管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并代理过短时间（两个半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大部分时间受制于在许多问题上执行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苏区中央局；三是1933年春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指导思想不断遭到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批判和打击。毛泽东处于逆境，身心疲惫，精神受到极大压抑。

当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有舒心的时候。这主要是在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之后到1931年10月赣南会议之前的一年间。尽管项英代理过近9个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不大懂得军事，缺乏对敌作战经验，因此，那时的军事决策基本上还是由毛泽东决断的。那段时间与他在井冈山时起主导作用的情况大体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两首词作《渔家傲》所填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0页。既讴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痛快淋漓消灭敌人的胜利场景，也反映了他运筹帷幄、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欢愉心态。

如果说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毛泽东在没有或较少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指挥战争取得的胜利，那么红军攻取漳州也是他的决策没有受到干扰，并亲临前线指挥取得的又一胜利，同时也是他在长征之前直接统率红军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他率东路军转向闽西进军、直下漳州的动议，不仅得到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和批准，而且周恩来积极配合，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措给养，保障他率军攻打漳州前线需要。攻取漳州虽然不能与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相提并论，但政治影响巨大。1932年4月22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就此而言，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指挥三次反“围剿”斗争之后，亲率红军打的第四次大胜仗。第二，毛泽东打了大胜仗不仅没有受到临时中央的表彰，反而被批评。临时中央认为，攻取漳州犯了影响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回师赣南不久，由于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同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作战方针和对毛泽东的任用上不断发生争论，结果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军职，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他专事政府工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年零九个月时间里，没有军权。因此，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