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先生的学者性格

刘半农在欧洲留学的5年，与傅斯年有多方面的交流，和傅斯年一样，他也有振兴中国学术文化的愿望，对于傅斯年建立东方学正统的雄心表示由衷地赞佩，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傅斯年聘他为史语所兼职研究员的邀请。对此，傅斯年十分高兴。1928年8月18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半农先生事，已圆满解决。”十天之后，傅斯年致信蔡元培、杨杏佛，呈报史语所专职和兼职研究员名单，刘半农(复)的名字赫然在册，排在蔡元培、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俞大维之后，林语堂、马衡、李济、顾颉刚等人之前，在23人专任和兼职的研究员中排在第7位。

在史语所，刘半农的才智给傅斯年诸多的支持。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根据刘半农的特长和兴趣，在史语所设民间文艺组，请刘任主任。民间文艺的范围很广泛:“歌谣、传说、故事、俗曲、俗乐、谚语、谜语、歇后语、切口语、叫卖声等。凡一般民众用语言文字音乐等表示其思想情绪之作品，无论有无意识，有无作用，均属之”。刘半农对这项工作热情很高，他与助理员李家瑞以及弟弟刘天华(著名音乐家，从事民间乐谱研究)一起搜集、整理、提要、研究，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车王府俗曲提要》、《俗曲提要》、《宋元以来俗字谱》等书的编写。其成绩在史语所是相当突出的。

史语所迁到北平之后，傅斯年也在北大兼职。他们仍像当初一样，常在一块吃饭、聊天，谈研究、话时局，有过不少分歧和论争，也有很多默契。1930年12月6日下午，刘半农参加史语所会议，与傅斯年一起提议，编辑《庆祝蔡孑民先生六十五岁生日论文集》，并就征文范围、时间要求、编辑规模等问题进行讨论，形成决议。他与傅斯年、陈寅恪等为编辑。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汇集了“中国共学之士”、“异国同好之人”的重要的学术论著，极有意义。从1931年春开始到1935年1月论文集上中下三册出齐，历时4年多时间。刘半农为这一工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上世纪30年代，傅斯年还保持着忧国忧民精神，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撰写宣传抗战报国的文章，斗士般地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刘半农则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学术研究。他是留学欧美的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不是傅斯年、胡适圈子里的人。傅斯年和胡适组织的许多活动，他都没有参加。他学术志向远大，治学态度执著，更多时间坐在研究室，做具体实在的音韵学研究。鲁迅说他“据了要津”，“弄烂古文”，“做打油诗”，并因此“憎恶他的这几年”，也是说他隔膜社会现实。

其实，刘半农是学者，也是战士，学者的一面突出，遮蔽了战士的光彩。有些作为，偶尔一现，足以惊世骇俗。据说，《世界日报》的成舍我见到刘半农问:“怎么老不给我们写文章？”刘说:“我写文章就骂人，你敢登吗？”成说:“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写了一篇题为《阿弥陀佛戴传贤》交给成舍我，文章保留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风格，讽刺考试院长戴传贤只念佛不干事。成舍我果然没有食言，在第一版正中将此文发表。戴季陶一怒之下，查封了《世界日报》。虽然不能说这些材料和看法与傅斯年有关，但他们对戴的认识颇为一致:抗战时期，傅斯年与程沧波谈起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说到戴传贤，傅斯年脱口而出: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