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密会议的决议，引起了众多党内同志的不满，徐向前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虽说工作积极热情，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的多。”对于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军民心中的威望，张国焘十分嫉妒，他曾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攻击曾中生“仍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并认为曾中生和他是“两条战线”的人，因此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对其进行打击报复。

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重兵，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主力处境十分危险，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支持中央红军，打破“围剿”。

消息传到鄂豫皖根据地，红四军全体将领召开军委会议。商讨援助中央红军的具体行动。在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张国焘极力主张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实行东征，攻英山，进逼安庆，威胁南京，通过攻打大城市来调动敌人。

曾中生认为：“孤军远出，奔袭400里开外的大城市，我们能有多大胜算?与其劳师远袭，不如波浪式地发展根据地，以进攻牵引敌军回援。”他坚持南下的计划。

大多数将领赞同南下方案。但是，张国焘有最后最后决定权，于是决定执行东征计划。

8月，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向东出发，8月1日，红军强攻英山，首战告捷，全歼守敌1 800余人。

在油灯如豆的指挥部内，曾中生凝视着地图，透出对东征方案的重重担忧。

“东征危险”徐向前说出了他的忧虑。“我们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吃苦头、打败仗吗?”

为了红军的安危。曾中生召集四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征求意见后，毅然决定改变东征计划，南下蕲黄广，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后方。

8月3日，军部留下十二师守英山，率4个主力团向南前进。8日占领浠水县城，9日攻克罗田，然后昼夜行军120余里，奔袭蕲春漕河镇，聚歼敌新八旅，活捉敌旅长王光宗以下1 600余人，然后乘胜进取广济县城，与江南湘鄂赣红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蒋介石迫于红四军锐利的兵锋，被迫将原拟派往中央苏区参加“围剿”的第十军紧急调往江北解围。8月30日，敌第十军司令徐源泉亲率4个团进驻广济洗马畈地区。9月1日，红四军主动迎敌，分两路攻进敌阵，歼敌3个团大部，又将逃敌包围于叶家湾地区。

红四军南下仅1个月，就取得了连克4城歼敌7团的辉煌战果，共计毙俘敌军5 000余人，缴枪4 000余支，基本恢复了原蕲黄广老区，同时还牵制了敌人1个军回援，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此外，在经济方面也大有收获，解决了部队供给问题。这些都说明，南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然而，对于曾中生违背其战略部署而取得的胜利，张国焘一直怀恨在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拔去这颗眼中钉。从1931年8月17日起他多次向中央政治局发出批评信，诬蔑曾中生改变作战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在政治上重复立三路线”，与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撤回。

眼看与张国焘矛盾越来越激化，8月20日，曾中生以红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的名义，向中央上交了一份红军南下和东进的大是大非的正式报告，在报告中阐述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进行了批驳。面对曾中生的上书，张国焘恼羞成怒，在1931年8月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将曾中生调到后方考察。同年9月3日，曾中生被撤去红四军政委职务。1933年8月1日，张国焘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小组活动”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