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美合作所》

作者：孙丹年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简介：抗战时期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中美两国联合抗日的情报机构、训练机构，分别由中美两国的最高当局（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由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属的军统局、美国海军……

中美合作所的两国军人

中美合作所的内部管理，根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中的有关规定，中美双方工作人员的薪金待遇，均自行负责支付(由此出现双方人员生活福利待遇上的巨大差距，以及随之发生的一些矛盾)。所有来华之美方人员，有关食宿交通运输等生活方面，由军统负责协助解决。如果费用由军统先行垫付的，美方须按期归还。有关中美合作所办公、宿舍及其他公用房屋之修建工程，均由军统负责，经费双方共同负担。

当时中国与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天壤之别。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一直动荡不安，历经战火兵燹。日寇入侵后，沿海富裕地区尽为日寇所占，重庆城区及附近各县的县城，经过数年日本飞机大轰炸，一片废墟瓦砾。人民在贫困、饥饿、疾病和空袭中饱受煎熬。

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不仅处于经济繁荣的和平环境，而且已经高度电气化，年轻人都习惯了“按钮的时代”。美国人已经富足到平均每一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晚餐都习惯于吃牛排，三餐之间有冰激凌。

而中美合作所里的美国小伙子们，他们在应征入伍之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也不会说最基本的汉语。来到偏远的中国西南，他们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东西南北数十种不同方言的困扰中开展工作。

笔者见到两张有关美国军人在歌乐山下的生活漫画，落款时间都为1943年。其一是美方人员宿舍内景，屋内陈设简单而实用——画面正中是两张单人床，一张床上绑有挂蚊帐的竹竿(没有蚊帐)。这张床下摆放着一双高帮皮鞋、一双普通皮鞋、一双拖鞋。靠墙的八屉书桌上有一些瓶瓶罐罐、钟表、镶在镜框里的照片、纸笔及其他用具。门敞开着，从门和玻璃窗看出去是田畴草木。窗下有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只皮箱和一只同样鼓鼓囊囊的大布袋。另一张表现的是重庆炎热潮湿的气候——室外烈日下，一溜儿排开5张藤椅，5个人高马大的美国军人靠在藤椅上“蒸桑拿”，十条腿伸直了搁在与藤椅等高的石栏杆上，他们穿着短衫短裤，汗珠滚滚(虽然狗没有汗腺，并不流汗的，笔者注)。他们背后有一条懒洋洋趴在地上的小狗，也汗珠滚滚。远处的山坡上，许多中国农民戴着草帽，正在往山顶搬运重物。

抗战时期漫画(引自梅乐斯著作)

按照梅乐斯的说法，在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总部工作的美国人，一般没有机会到重庆市内去逛，有不少人只在到来和离去时，才观览到重庆城区风光。据《神龙·飞虎·间谍战》一书中的描述，从富裕舒适的生活中突然来到异国贫瘠地区的美国年轻人，面临吃穿住行生病负伤，设备与物资的极度缺乏的困难，还有骤然间与世隔绝所造成的精神困扰，全都考验着他们忍耐的极限。多年来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这时虽然基本停止，但是造成了一切都匮乏，一切都在延误之中。吃饭不能用刀叉和没有香烟咖啡只是最初的烦恼。治疗伤病员要动手术的，手术器械消毒只能用金属弹药箱来烧火熬煮，用酒精浸泡橡皮管子为伤口抽脓。车辆破烂还没有汽油，道路因各种原因随时被阻断。最难忍受的是生活枯燥，一封家信往往要走四五个月，他们的思乡之情难以抑制。

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的行政效率是极大的问题，梅乐斯曾经对戴笠抱怨：“一份文件从你的办公室送到我的办公室，就像是横渡大西洋。”

而梅乐斯的效率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有一次，戴笠在贵州息烽的训练班，晚饭后他在院子里乘凉，临时想起给梅乐斯打了个长途电话，随口说：“需要你来息烽谈谈。”当时梅乐斯在昆明，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乘坐军用吉普也至少需要好几天。没想到，第二天清晨戴笠正要吃早饭，梅乐斯出现在他面前，戴笠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惊诧莫名，急忙迎上前询问。梅乐斯笑着回答：“你希望我来和你谈谈，所以我赶来了。”戴笠拉着梅乐斯的手说：“你真是海军陆战队啊，像你这样行动迅速，还有什么敌人不被打垮！”

历史原因造成两个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心理隔阂。中国人言行拘谨，对“高鼻子洋人”普遍存在着心理障碍，而美国青年思想开放，无拘无束，性格天真直率，他们对中国西南农村的慢节奏生活极度不耐烦。当中国普通民众与美国青年直接接触时，免不了出现误解，发生碰撞。例如，他们筹备开办第一个训练班时，万事俱备，却没有学生前来报到。另一次训练班开学，突然拥来了多出一倍的学员，让他们手忙脚乱。

另一种困惑来自不同的教育环境。美国孩子从婴儿时代起就接触各种工具、汽车引擎、电器、磁铁、无线电等，但是中国青年进入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要从如何使用螺丝刀开始学习。而且中国人习惯于记住书本知识，对经典文本倒背如流，美国人却习惯于实证，美国教官要求学员们首先举出事实再得出结论，这使得双方都很不理解。再加上语言障碍，沟通困难，教学进度大受影响。

在福建沿海，担任海岸监视任务的美国人，个头比中国人高出一大截，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也成为目标，很容易被日本侦察飞机发现。为了掩护自己，他们穿中国衣服，学中国人用扁担挑东西，学中国人坐立和吃饭的姿态，甚至吞服一些“虐涤平”药片让皮肤变黄。

梅乐斯说，1942年他刚刚到达重庆歌乐山下的“快活谷”时，那个地方“又热，又脏，很不舒服，简直使人提不起劲来”，一点儿也不觉得快活。重庆的气候闷热潮湿，开始时却没有洗澡的条件。水是用竹筒从山上引下来的，水也并不多，竹筒的连接处漏水，就用一只只木桶接住储存起来。当条件大为改善之后，梅乐斯对总务的供水要求是：每人每天能洗两次澡。

他们白手起家，按照中国的低水准建立生活基地，整天忙于解决食宿问题，通货膨胀也带来不少麻烦，还有日本飞机空袭的麻烦。据梅乐斯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在陡坡上，美国人让中国石工建造了一条宽大整洁的石梯道，大家都颇为满意。随即戴笠来了，看了暴跳如雷，把那些石工大骂一通，让他们返工，宽度必须缩减一半，以免引起日本飞机的注意。

到了冬天，“室内除了比较通风以外，简直就像一个电冰箱”。训练班的许多教室没有门，有些即使有门也不能关上，因为没有窗子，门是唯一的光线来源。

1944年冬天，贵州独山被日军攻陷之前，梅乐斯和随从人员乘坐汽车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去湖南。风雪交加中，他们在贵州湖南交界的大山中过夜，找到一间尚未倾颓的空屋。屋顶破烂，四壁透风，仅有的两扇门全是裂缝，窗户上的破纸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雪下得很大，屋内寒冷潮湿，他们铺开睡袋，整夜冻得难以入眠。早上互相看到，彼此都被白雪覆盖了。

受命组建中美合作所期间，梅乐斯曾三次负伤。

第一次是在1942年5月，为了给计划中的美国军队登陆中国东南沿海勘察地形，梅乐斯随同戴笠对东南沿海进行考察。6月9日他们经过福建浦城时，遭遇11架日本飞机俯冲轰炸，多处火起，他们急急参与救火。为了解救被火焰围困的中国翻译官刘镇芳，梅乐斯冲过一扇呼呼燃烧着的房门，突然被垮塌的屋顶压住，其中一段燃烧的木料砸伤了他的两腿，他立即昏了过去。在混乱中，梅乐斯的中国厨师刘锡潜(此名大概为音译，笔者注)将他救离现场，并从稻田里取来一团湿泥，厚厚地敷在他双腿的伤处。梅乐斯极不习惯这种不卫生的包扎，他在日记中说：“对这位热心的厨师给我的帮助，实在没法由衷感激。”但是他的腿并没有感染，反而觉得很舒服。

正是在这次考察中遭遇日机轰炸时，戴笠向梅乐斯提议，为了有效打击日军，他愿意和梅乐斯合作训练装备5万抗日游击部队，共同指挥。

梅乐斯公馆遗址——梅园。此建筑完工时抗战已近胜利，梅乐斯未在此居住过(孙丹年摄)

第二次是1942年7月4日，也是为了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考察，梅乐斯和一群部下在黄昏时分由厦门岛东侧登陆，在厦门的山头上停留了一夜一天。第二天傍晚时分，他们下山朝舢板等候地点走去的时候，被日军发现，机关枪扫射过来，一块弹片嵌入梅乐斯的右小腿中，幸而他们全部乘上舢板安全转移了。然后他们跋涉在福建南部的崇山峻岭中，梅乐斯腿伤疼痛，还患上了疟疾。他对自己说：这实在是一趟极难忍受的旅行。

梅乐斯腿部负伤后，曾乘坐滑竿赶夜路，因为山路崎岖，田坎溜滑，有两次抬滑竿的力夫跌倒，他被摔进稻田，涂了满身满脸污泥。然后他拒绝乘坐滑竿，很困难地自己爬上了一头毛驴继续赶路。

第三次是1942年8月28日，梅乐斯乘火车途经印度一个叫做阿拉哈巴的小站时，已经深夜，梅乐斯独自到站台上散步，遭遇暗杀。他被一个光头、赤膊的刺客刺了两刀，一刀划过右臂，另一刀扎在大腿上。他抬腿踢了刺客下巴一脚，但刺客乘着黑夜逃走了。

梅乐斯到了加尔各答包扎伤口，草草治疗，然后飞往中国。他说，在乘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时，只觉得臂部和腿上的伤口疼得难以忍受。好不容易回到重庆歌乐山，韦勃上尉(曾服务于海军医务兵团，兼任中美合作所总部医生)为他疗伤，得以痊愈。

戴笠严令追查刺客，两周之后，在印度活动的军统特务侦察到，刺杀梅乐斯的刺客是一个有着一半韩国血统的汉奸，曾经在山东烟台附近日本人办的间谍培训班受过训，他是针对梅乐斯的抗战援华任务来行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