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所以会主张要充分军援国府，主要原因是此际国务院远东司长范宣德提出对华政策时，建议美国扣留对华的军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认为，延迟对华援助是不符合美国对欧亚的政策，也不符合美国希望中国稳定的政策。而如果对华援助再继续犹豫不决，则必然会影响到国府解决内战，与抵抗苏联渗入中国的能力。其后果是形成军事胶着状态，或者是导致国府失败。

　　此外，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也从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角度，反对扣留对华的军事援助。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认为，在华的军事顾问团需要配合军事援助才能达成在华使命。如果没有军援，军事顾问团不如撤退，而一旦撤出军事顾问团，国府即会屈从于苏联的压力。

　　但是，此时国务院方面反对直接军援蒋介石，认为不但无法消除中国的共产势力，反而会导致下列几项危机：(一)将不可避免使美国直接介入内战；(二)会刺激苏联采取相同介入的手段，以援助中共；(三)除非由美国直接接国府，否则所有援助都将可能是徒劳无功；(四)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五)若对中国给予战略的承诺，将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规划。

　　由于国务院的反对，所以纵使在派特森、佛洛斯特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等极力主张军援国府，仍然没有效果。最后在6 月末之际，由于国府在军事、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已透露出相当程度的危机。于是，马歇尔在7 月1 日决定派遣魏德迈为总统特使前来中国各地调查中国的实际现况，以便给予必要的援助。

　　过去的学界对于马歇尔为何会派遣魏德调查团动机，存在着诸多的推测。王成勉则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其一是积极性的角度，因为魏德迈与蒋介石本来就是旧识，在形式上对蒋较为有利，也可能使中国走向改革； 其二是就消极面而言，任命魏德迈可以缓和国会的压力，让同情国民政府的魏德迈暂时离开华府，可以拖延对国民政府援助的时间。

　　从7 月22 日至8 月24 日为止，魏德迈以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各地，台湾也包括在内，进行军事与内政的访问考察。其后，魏德迈再转往韩国考察，最后在9 月6 日魏德迈飞抵夏威夷，动笔撰写使华的报告。魏德迈的报告认为共党势力的扩张将对自由世界造成威胁，所以美国必须加以遏止。而远东地区的局势则以中国东北最为紧急，故东北应交由联合国托管。国共的冲突中，国府已居下风，美国政府对国共内战的最佳选择是交由联合国处理。国民政府的政经改革，需要有外援的配合。魏德迈在报告的结论中建议中国将东北交由联合国监管或托管，明确地实施政治、军事、财政改革，并接受美国顾问对美国之军经援助的建议与监督。

　　如前文所述，当魏德迈给予国民政府严厉抨击之际，却在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有必要对国民政府进行军事与经济援助。其中原因或许如同是葛雷(EdCray)所言，魏德迈是一位热情的反共主义者，因而无法舍弃反共的国民政府。但魏德迈的建议东北由联合国托管，及以对中国进行经援和军援等，皆不为国务院所接受。马歇尔以及其他国务院官员如副国务卿罗维特、新上任的远东司长白德华等人均主张，若一旦公开魏德迈的报告必将造成危机，最后马歇尔不但决定将此一报告列为极机密文件，不对外公开，同时也训令魏德迈等相关人士不准在外谈及此一报告内容。至此，魏德迈的任务可谓实无重大影响。

　　其实包括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以及马歇尔等，此时都认识到在对华政策上，不容许再游移不定，所以才有魏德迈调查团之出使。不过由于国务院方面的外交考虑，即使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以及魏德迈报告皆建议应该积极援助国民政府，但最后在对华政策上还是未能有所突破。

　　1948 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可借用美国国防部长佛洛斯特的一句“我们没有政策”(we have no policy)来概括。a1947 年就在美国不可能大规模军援中国，也不可能撒手不管的情况下，最后以有限援助的策略来进行。尽管1948 年缺乏明确的对华政策，可是杜鲁门政府面对中国的问题仍旧面临四个重要的变项：

　　(一)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受到它的全球政策和观点制约的，其中最突出的年代是1948 年。由于1948 年4 月的柏林危机，引起西方世界产生二种忧虑：一是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世界正在分裂成两大泾渭分明的集团，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另一方则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二是人们愈来愈害怕两个集团间将发生战争。上述的忧虑代表着美国要把国家大量资源用来重整军备，并要在遥远的地区建立许多新军事基地，且要广泛承担一系列军事和经济义务。尽管在反共斗争中，美国不可能找到比中国更为坚定的盟友，但是当

　　时的重欧轻亚，重日轻华的局势，却使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受到了限制。

　　(二)强大的国会压力：在1948 年，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产生重大的变化。共和党十四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中拥有多数席次。而以共和党的保守人士，例如周以德(Walter H. Judd)、布里杰斯(Styles Bridges)、诺兰(William F.Knowland)以及众议院议长马丁(Joseph W. Martin)等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中国游说力量，要求美国政府应该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c 由于杜鲁门总统与此届国会(第八十届)的互动并不融洽，所以他为了争取国会支持行政部门的援欧计划，则必须更谨慎回应共和党国会领袖的援华诉求。

　　(三)1948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如前所言，杜鲁门政府是内政重于外交；欧洲重于亚洲。而亚洲中的中国问题，只是外交政策的次要部分。但由于冷战的崛起，使得外交议题逐渐为美国民众所关心。基本上，总统与国会对于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态度是一致的，而唯一有差异性的就是中国问题，此遂成为共和党准备对付杜鲁门的议题。1948 年，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的纽约州长杜威(Thomas Dewey)，曾在1947 年11 月24 日的演说中，要求杜鲁门协助中国对抗共产主义。他指责杜鲁门的中国政策，破坏了从罗斯福时代以来即存在的两党外交政策，也违反了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股主张援华的诉求，一直延续到1948 年的总统大选年依旧方兴未艾。共和党人纷纷谴责民主党的亚洲策略，将会导致整个亚洲沦入铁幕之中。他们认为一旦中国赤化，势必危及到日本与全亚洲地区。为此，共和党乃提出大量援助国民政府的主张。

　　(四)中国局势的恶化：国共在历经1947 年的激战之后，彼此情势逆转，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已显露诸多败相。例如，中共在东北以及西北地区，已数次取得重大胜利，同时社会上也出现许多反国民政府的动乱事件。此时先后有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魏德迈力主军援国府。这些均与国务院的意见不同，也造成美国政府必须有所因应。

　　就在上述的背景下，尽管在1948 年初，杜鲁门政府即不对国民政府抱持着希望。但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在4 月初与国会妥协，通过了一项援华的法案，以换取国会对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但其实在杜鲁门的认知中，只有中国自己才能自救，而美国并不准备直接承担起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责任。

　　杜鲁门除不愿涉入中国事务外，他本人在1948 年也积极辩护自己过去的中国政策，尤其是1945 年喧腾一时的国共联合政府之议题。杜鲁门在3 月11日接受一项访问时，极力强调虽然在1945 年美国主张中国政府应该扩大它的统治基础，但他与马歇尔都并非意指要包括中共在内；甚至1945 年马歇尔使华的目的，也只是协助蒋介石政府因应困境而已。

　　总之，由于国会里的中国集团强力运作，主张美国在进行复兴欧洲计划，围堵欧洲共产主义的援助之际，也须对付中国共产主义之扩张，是以行政部门在援欧的外交策略考虑下，历经国会与行政部门的讨论后，终于国会通过一项“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此一法案，授权杜鲁门政府可以总计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援助中国。

　　不过对此一援助法案，国家安全会议的执行秘书索尔斯将军(Sidney W.Souers)并不表乐观，他质疑此法案是否能够对国府带来实际或者永久的改进，亦认为援华法案充其量仅能借由改善大城市经济，以及更新军备，拖延国府彻底分裂的时间而已。不但军方不抱乐观的态度，甚至是司徒雷登也认为此法案不可能保证国府的胜利，相反的，只是延长中共全面取得胜利的时间。事实上，从1948 年秋天，所有态势皆显示出，中共取得全面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此时的东北，中共早已占领大部分地区，而国民政府只能够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上无助的抵抗。无独有偶华北的情况亦是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