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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叛将龚楚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发布时间:2012-07-20 08:10  来源:新浪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文章摘自《浴血荣光》

作者:金一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简介:从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那是一个热血澎湃、狂飙突进的时代。

龚楚

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

龚楚不但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在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1929年1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是龚楚。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他在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

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随后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职位,调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

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这些游击队,最缺乏的就是胜利,到处被围剿。项英看到龚楚的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他并不了解龚楚这个人,但当时陈毅对龚楚还是非常了解的。

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他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怕时间长了狐狸尾巴露出来,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龚楚果断行动,把当时规模很大的北山游击队带到包围圈内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这些游击队员和干部觉察到不妙时,龚楚的叛徒嘴脸露出来了。

这个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后来项英、陈毅才知道龚楚是彻底叛变了,幸亏当时没有去见他,否则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为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

为敌人作出更大“贡献”的龚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是广东国民党一个中将的随属官员。我们党从事“农运”的最早领导人,最后当国民党中将的随属官员去了,这种变化差异太大了。

但是在1949年,龚楚面对全国解放的态势,被迫请罪。向谁请罪?向他当年在红军中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林彪请罪。

龚楚当红军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林彪只是一个连长,级别相差甚远。但是龚楚请罪,想见一下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仅仅一个师长就把他解决了。

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见他?派一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像掸掉一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

所以龚楚投诚后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

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我与红军》,谈起在红军中的高级人物,谈起现在新中国某某领导过去是我的同级,某某是我的下级,某某当年是如何如何……谈起自己未叛变时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飞色舞,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见诸笔端;对叛变之后,脱离红军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感大江东去之慨了。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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