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是镇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旅游胜地之一。去过焦山的人几乎都知道焦山之名的来历和焦公的故事。史料告诉我们，北宋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二月四日，当朝皇帝宋真宗特颁“诏令”《赐汉故隐士焦光明应公敕》，“朕临御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乂安，元元蒙福，四海恬然，颇称隆平之世。迩者染疾未瘳，忽梦老人入殿，自谓‘东南隐者焦光，持丹奉献。’梦觉即愈。询之近臣，曰：光乃汉末高隐，遨游天堑，洞隐樵山，甘贫乐道。昔以三诏不起，廉节自持，虽万锺而难移，抚川流以自得，观泌水以陶情。不但福佑于国，抑且惠及于民。封功报典，理之所宜。凡本山田地、差役，一概优免；有司春秋祭奠，以为永锡之报。无负朕意，副所愿焉。”

焦公果真是位经常“出入宫殿”，愿为帝王“奉献”的人吗？1999年新编《焦山志》引用史料介绍了焦公其人“奇事”，主要篇目有：（汉）蔡邕的“焦君赞”、（晋）皇甫谧《高士传·焦先》、（晋）葛洪《神仙传·焦先》等。我国清代编纂的最大丛书《四库全书》，不仅收录上述数篇有关焦公的原始资料，还有百种图书转抄、摘录有焦公资料。由此可见，焦公在我国古代，尤其在古代隐士文化领域，很具有影响力。

置疑

《四库全书》共有六处收录蔡邕“焦君赞”：两大类书《艺文类聚》《御定渊鉴类函》；一部别集《蔡中郎集》和三部总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东汉文纪》《古文苑》。

宋人章樵对“焦君赞”情有独钟，百余字的短文他用了360多字作注释说明，指出“镇江焦山寺有《焦征君赞碑》”，元祐四年（1089年）正月十三日，佛印了元法师曾为此碑作跋文，这符合史实。1999年新编《焦山志》记载：“元祐三年（1088年）法师至焦山。”然这一宋碑至今已无踪影，也无记载。章樵的注解，为读者“答疑解惑”，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焦君是否就是《魏志》载焦先有惑：“伯喈遇害于汉末，《魏志》载焦先青龙间事，兼不及征召之说，未知孰是？” 于是，章樵便成为怀疑“焦君”和“焦公”关系的第一人。

其实，历史上除章樵外，还有不少人持有同样的怀疑。

元《至顺镇江志》编纂者俞希鲁：“以此（焦君赞）考之，光固卒于后汉时矣。旧志题‘魏人’，不欲辄改，然光、先岂有二人耶？”

清代学者冷士嵋（1627－1711）“谒焦先生祠堂记”曰:“《京口志》载先生尝处是山，三聘不起，殁后陈留。蔡邕为之《赞》，……据史及传，结庐诏聘，当在河东安定间，不合在是。且司马景王时，京口已为吴地，不知兹山，何以有是说！岂先生既结庐河上，后又去河上来江东，复遁迹于此耶？”

学者焦循(1763－1820) 著《蔡中郎<焦君赞>考》曰：“《赞》非为孝然无疑。惜乎！焦君元墨之德，传自中郎，而里居、名字，则至今莫可考也！”

杨棨（1787-1862年）在《京口山水志》中也有所疑：“然中郎未言焦君隐于何所，各传亦不言焦光隐居焦山。《图经》所云，不知何据？‘宋数（数疑为敕）’焦光之名，更不知何本？”

1999年新编《焦山志》“焦公祠”言：“虽经历代史学家及方志编纂者反复考证，迄今仍未释疑。”

释疑

笔者认为，先为光所误。此类实例甚多，可谓是古籍中的“常见病”。《太平御览》卷十二引皇甫谧《高士传》曰：世莫知“焦光”所出；《绀珠集》（《四库》第872册）卷二“煮石如芋”：焦光服白石，熟煮与人味，如芋；《神仙传·原序》有：子光辔虬雷于玄涂，此“子光”应作“子先”，即“呼子先”，印证《列仙传》“呼子先”条，作“子先”为是。

至于“《图经》所云，不知何据”，此实有二疑：其一，由谁将蔡中郎《焦君赞》归入隐士资料？初唐欧阳询诸君也！其二，《图经》的编著者搜集资料时，翻检《艺文》得“焦君赞”而加以收录。唐代所编《图经》引用初唐“类书”，合情合理。

成书早于《艺文》的《北堂书钞》（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没有收录“焦君赞”，可见在初唐之前，“焦君赞”流传并不广泛，自从它被收入《艺文》后，便借助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为广大文人学者所关注。焦先在当时隐士文化领域，更是隐士的典型人物和“形象大使”，为“士族”阶层所认同。

“焦君”和“焦先”同姓；焦和樵山之“樵”音、形相近。《图经》的编著者自然也具有皇甫谧和葛洪般的想象力，让焦君、焦先落户润州樵山很是自然，真可谓“天时、地理、人和”促其“人事”编入志书，焦公光荣落户镇江。可惜的是焦公在镇江的“户籍簿”是孙处元所撰《润州图经》，还是了元法师所云《丹阳旧图经》，应两书均亡佚而不得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