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局部

　　                                   见证百年变迁的苏州顾氏过云楼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原铁瓶巷的过云楼，由浙江宁绍台道员顾文彬(1811—1889)及其三子顾承(1833—1882)，修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该楼收藏古今书画珍品甚丰。在顾氏的藏品中，因书画较多，所以过云楼一向被称为藏画楼。顾承的三子顾麟士(1865—1930)，字谔一，号鹤逸，祖述家风，被称为“当代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张大千赞誉他为“当代鉴赏第一人”。顾麟士一生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数悬金求之，曾重金收购了黄丕烈、莫友芝等藏书家散佚的古籍。

　　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仍，过云楼的珍品也随之饱经磨难。

　　1937年抗战前夜，战争在即，过云楼的主人顾家紧急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从后房地板下一直通到院子里。“地窖等于防空洞”，顾公硕之子顾笃璜说，地窖有10多平方米，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

　　1937年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麟士的幼子顾公硕及家人只随身带了些日用品，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同日，顾麟士的三子顾公雄及家人带着书画，逃离苏州城。1938年初，在妹妹顾延及妹夫陆楚善帮助下，借得上海天香味宝厂卡车，由日本侨民开车，才通过检查。但车上装满画箱，没有位置接载所有家人，顾公雄决定先将书画送走，将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的小店，直到第二天才再次派车接到上海。抵达上海后，他将一部分珍品寄放在常熟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父子的寓所，1948年，将所藏书画全部存入中国银行保险箱。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寇搜查了7天，顾麟士四子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15天，可谓掘地三尺。局势稍稍平静，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家园惨遭蹂躏，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劫掠，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芯子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商周青铜器全部不知去向，这些虽非过云楼主要藏品，但其艺术价值都是不低的。看来这些日寇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待抗战胜利，顾家人重返家园。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箱内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终于盼来新中国，1951年，顾公雄临终前决定将书画捐赠给国家。他病逝后，夫人沈同樾及其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于同年首次将所藏部分书画捐赠国家，1959年，将余下的书画再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两次捐赠，共计393件书画、明刻善本和罕见稿本10多部。

　　195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沈同樾献出一百多件珍贵书画给上海博物馆》，全文如下: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年逾六旬的收藏家沈同樾先生，继1951年和她的子女将家藏130多年的224件宋元明清书画和文物捐献给国家以后，最近又将珍藏的169件名贵书画全部献给上海博物馆。

　　为表扬沈同樾先生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今天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沈同樾先生等捐献所藏过云楼书画展览”的预展会上，上海市文化局发给沈同樾先生一万元奖金。

沈同樾先生这次捐献的一百余件著名书画中，有极为珍贵的宋朝魏了翁文向帖、张渥九歌图、明朝祝允明怀知诗卷、沈周送行图、文徵明风雨重阳诗画、清朝释道济花果册、吴烈墨笔山水轴等。

首次捐赠，沈同樾及其子女将国家给予的数千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支持抗美援朝；再次捐赠，一万元奖金又全部捐献给街道，支持发展生产。

顾家捐赠的珍品极大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上海博物馆自称正是苏州顾家的书画与潘家的鼎(军机大臣潘祖荫珍藏的大克鼎、大盂鼎，有天下三宝有其二之说，1951年潘家后人捐给上海博物馆)，撑起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

无独有偶，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急需充实藏品，苏州博物馆副馆长顾公硕就将珍藏的124件文物无偿捐献。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苏州。顾公硕次子顾笃璜首当其冲，被定为苏州三家村之一而被打倒。顾公硕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前来抄家，以免文物遭“破四旧”毁灭之灾。苏州博物馆造反派及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造反派同时到达，珍藏整整装了7卡车运走。尽管“文革”结束后，有抄家物资发还，但仍有不少缺失，例如其中便有过云楼藏书中名列目录之首的宋版书两部。

2009年8月，顾文彬收藏的《七君子图》、《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两幅珍贵书画，被苏州博物馆永久收藏。估价逾亿元的《七君子图》，为元代书画名家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安、张绅、吴镇六人的七幅墨竹图合卷。六人皆为元代名家，该卷囊括了六人同一主题的画作，实为难得。

《七君子图》的最右边是清乾隆年间藏家乔崇修书写的隶书“六逸图”三字引首，往左依次是清代金石家张廷济(号叔未)书写的“六君子图”，最后是吴昌硕书写的“七友图”。张见阳、乔崇修分别是清康熙、乾隆年间《七君子图》的收藏者，道光年间张廷济为其后的藏家蒋光煦题写引首。顾文彬得到这幅珍品后，见到的张见阳旧藏“已非完璧”，适逢他刚购得吴镇的横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天衣无缝，仍然命名为《竹林七友》。

顾文彬将过云楼藏品全部传给六孙顾鹤逸，顾鹤逸生前将过云楼书画分给四个儿子，《七君子图》、《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为四子顾公柔所得。1929年，顾公柔病逝，两幅书画又由其子顾笃琨继承。

1960年元旦，苏州博物馆成立，顾公柔遗孀张惠娟多次提出，愿将自己保存的过云楼旧藏文物捐赠给苏州博物馆。“文革”抄家前夕，顾公硕代表张惠娟要求苏州博物馆立即接收该批文物。苏州博物馆派员前往张惠娟家中，接收了包括《七君子图》、《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在内的80余件过云楼旧藏文物。

为了落实政策，苏州博物馆考虑到《七君子图》、《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非常珍贵，而顾笃琨于1947年12月移居台湾，并已亡故，苏州博物馆与在台湾的顾笃琨后人沟通，希望他们捐赠这两幅珍品，苏州博物馆则酌给奖金以资表彰。

顾文彬将藏画楼定名为“过云”，正因为他以淡泊的心态对待藏品，深知搜集文物，不过是充当暂时的保护者和保管者而已。

20世纪80年代末，在苏州旧城改造中，原为五落五进的顾文彬宅第因干将路拓宽及人民路改造，南向两进被拆除，东侧一落被改建为商业用房，过云楼已非原来的深宅内院，沦为沿街浅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