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流逝，时代的风雨，没能斩断我对往事的回忆。1940年冬，我受命带领7人组成的情报保卫工作组，从延安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工作，执行搜集敌伪情报的任务。此后近8年时间，我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先是情报部门，后是城工部门，对我党我军情报人员冒着重重危险，潜伏在敌人心脏开展工作的机智勇敢，体会最深，始终不能忘怀。

打开八路军情报工作局面

自1938年从苏联学习回到延安，我在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包括其前身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学习和工作近3年。有一天，中央社会部领导找我谈话，大意是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们军队对日军作战打了很多胜仗，为了配合战争，在隐蔽战线上，还需要加强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工作，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警、特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供领导参考。工作方法上，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又说，工作组共7人，由你负责，张箴协助，给你们配备两名电台报务员、一名译电员，便于和我们联系。另外，物色了两名干部，他们在敌占区有社会关系，到前方后设法派出去。你们到前总后，由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你有什么意见？

我听后，感到担子很重，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主要抓行政工作，对业务工作很少接触，心中无底。我提出对这项工作毫无经验，很难做好，是否另派个负责人，我可以协助。他说不另派人了，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有党的领导可以随时请示嘛！

我决心接受这一繁重的任务。我们一行7人，1940年秋从延安出发，经过战火纷飞的晋西北，越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用两条腿行军，走了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晋东南辽县武军寺村。

到前总后，我立即向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副总司令、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汇报。我把在延安时领导上分配的任务、人员状况、工作关系一一向他们汇报。几位领导当时商定，工作组由彭总直接领导，具体工作向刘锡五部长请示。工作组建制属前总司令部秘书处，我负责工作组的领导工作，我和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两个报务员编在司令部第三科，业务由我指挥，两名外出人员设法派出。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逐步展开了。首先是选择符合打入敌人内部条件的派遣对象。领导上帮助选调，我们又到抗大去挑选，抗大总校领导很支持，前后选调了20多人，由张箴、席一先后负责办了三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逐个派出。

1941年下半年，工作组改为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我任科长，直接受左权参谋长领导，不再向中央社会部直接汇报了。这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等各司令部成立情报处，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进行部队侦察，查明敌伪军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等，以便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1941年底，前方总部在原情报科和原来的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情报处，处长左权（兼）、副处长项本立（原一二九师敌工部部长），处以下设四个科（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改为两个科），我任第一科（派遣科）科长。第一科的工作任务是：选调干部进行训练，确定派出方向、任务，为派出人员办理化装、经费、“良民证”等具体工作，规定联络点及接头暗号，组织回来的外边同志进行汇报，接收送回的情报，翻译往来密信，派一科人员到敌占区巡视工作，传达指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