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很快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时候，自家的祖坟被挖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县，县长请他在科级干部会上讲话，他登台侃侃而谈，先讲落叶归根，接着讲台湾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台湾或美国去会老友。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3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生性乐观，生活有规律，直到90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