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通过上述考察，对中国和印度围绕西藏币制改革的外交交涉和斗争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和结论：

首先，中国对西藏币制改革的政策的演变，与中央对西藏政策的变化紧密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政策由中印政治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印关系在中印贸易和藏印贸易关系上“不对称性”的突出特点及其变化而决定。从政治关系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的外交战略将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定性为处于“中间地带”的“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是“当前决定世界命运的重要环节之一，民族主义是中间地带的主要中间地带”。因此，由于印度“在亚非国家中有广泛的影响，我们必须小心地争取他们，以便同他们共同为加强国际和平、反对战争而努力”。【《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从中印贸易关系和藏印贸易的“不对称性”来看，在传统的藏印贸易中，西藏所需要的主要生活物品，基本上需要从印度进口。更为重要的是，解放军进藏后的物品，特别是粮食供应方面，康藏、青藏公路和新藏公路修通之前，基本上也要依赖从印度的进口和转运。上述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印度在处理中印关系方面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决定了中央在处理藏印贸易问题时对待藏币、卢比和银元的基本态度。

1959年的西藏叛乱和尼赫鲁政府对叛乱的反应，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并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当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尼赫鲁干涉中国内政”则被中央领导人视为“印度有错觉，以为我们怕民族主义国家”。尽管中央主张“对尼赫鲁采取留有余地的政策，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第482-483页】，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央领导人特别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因此，西藏平叛是中印政治关系“不对称性”消失的一个重要标志。康藏、青藏公路和新藏公路的通车则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印贸易和藏印贸易关系“不对称性”的基础。西藏币制改革中的诸多政策措施，完全服务于中央确立的对印度的新战略，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印度过去在西藏所享有的权利，清除印度在西藏的经济影响，因此，藏印经贸问题“不仅是一场尖锐的经济斗争，而更重要的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复藏印贸易情况，西藏外贸局致外贸部、外交部并请转驻印度大使馆的电报（1961年6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18－00959－02】。

其次，中印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上述“不对称性”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尼赫鲁政府使用经济手段，特别通过对西藏地区实施出口管制和禁运，力图保持这种“不对称性”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印度实施经济制裁，主要同西藏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相关联，出口管制和禁运是印度对中国的西藏政策作出反应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印度过高估计了自身在藏印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也高估了出口管制和禁运可能产生的压力和作用。在货币流通和金融市场上，印商在西藏平叛和实行民主改革之前，主要是套取银元，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在西藏平叛和西藏币制改革之后，印商采取贬低人民币的价值甚至拒收人民币的方法，力图抵制币制改革。西藏平叛后，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打破此种“不对称性”。中国通过币制改革，收兑藏钞，坚持藏印贸易必须以人民币为流通手段，禁止卢比流通和金银出境，从而实现了在西藏地区统一货币的目的。同时，中央结合这一时期逼走印度驻西藏商务代表处的步骤，以期彻底肃清印度在西藏地区的经济、金融和政治影响，突出反映了中央对印度政策的显著变化。

再次，中国在策略运用方面是成功的。涉及币制改革的重要问题如兑换率和兑换时间的设定、禁止外币流通、禁止和限制金银出境等，西藏工委和西藏外事处在中央的指导下，从政策设计到实施细节，都做了很好的预案和安排，特别是通过引导西藏边境地区居民转行，妥善解决当地民众对藏印贸易传统模式的依赖【例如，与锡金、不丹接壤的江孜地区是传统的织毯之乡，所织毛毯驰名中外。1959年以后，亚东由于边境往来和转口贸易锐减，亚东地方政府将一批原为转口贸易服务的居民引导到农副业生产方面来，使他们的生活得到较妥善的安排。参见《解放西藏史》，第444、446页】。同时，采取对印度商人和尼泊尔商人的分化政策，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印度出口管制和贸易禁运给西藏经济生活带来的困难。尽管西藏币制改革工作存在一定失误，但毫无疑问，这一政策的实施顺利实现了中国政府彻底肃清印度在西藏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影响的战略目标。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