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六年不改”的政策对西藏的贸易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影响这一时期印藏贸易发展特点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解释“六年不改”的政策时指出：“西藏至少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这是毛主席提出、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才决定的。不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西藏现在不具备改革的条件，即使实行了改革，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工作也跟不上，多用钱也办不了好事。同时，就国际环境来说，暂不改革，也有利于争取若干年的和平环境从事建设。”【《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50页】 根据“六年不改”的政策，西藏工委在1957年确定了贸易工作的指导原则，即“对内、对外贸易原则上让西藏人自行经营，我们不加包揽；对机关、部队实行实物供应，除茶叶及一部分国产商品为少数民族必需品、回笼银元外，我们的贸易公司一般不向机关、部队以外进行零售，一般也不在西藏地区收购土特产”，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是“西藏的对外贸易不是国家垄断”【中共西藏工委关于藏印贸易的情况及意见（1957年8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888－01（1）】。同时，这一政策也决定了藏币、卢比、银元以及其他金银货币在印藏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西藏由于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形成了由国外输入粮食与工业品，换取西藏的羊毛、食盐等土产的民间贸易。印度长期在藏印贸易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印度商人除在交易中使用卢比外，还大量收购银元，从中获取丰厚利润。而西藏工委当时在贸易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回笼银元，对出口的银元进行登记，这样就同印度发生了矛盾。根据西藏工委的统计，银元出口是1955年开始的，该年出口大约10多万元，1956年开始大量外流，达到2070万元。当时外汇牌价是1个银元折合3个印度卢比，到1957年，银元在加尔各答的售价每元高达4盾12安娜以上【安娜是印度卢比的辅币，1卢比换16安娜】。为此印度政府鼓励银元进口，从而导致印度商人大量套购银元，并以与中国银行牌价几乎相等的价格在市场上收购银元，付给卢比现钞或开支票在噶伦堡兑现，甚至有的以秤称重量来收购，不点数，不挑选，手续很简便。因此多数藏商乐于同印商交换。由于大洋当时是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在西藏流通的唯一货币，中方银行对外只收大洋，印商大量收购银元，“这样就减少了我们的银元回笼，帕里以往每月平均回笼银元10多万元，目前每月一般数千元”【中共西藏工委：《关于藏印贸易的情况及意见》（1957年8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888－01（1）】。

针对这种局面，西藏工委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力图规范对市场上流通银元的管理。首先，西藏工委决定在亚东设立“银元出口管理组”，加强对银元外流的管理。“六年不改”政策要求在西藏紧缩财政开支，包括干部不发银元、不得在市场上购物、减少外汇供应等措施，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市场营业额下降，进口货价格下跌并有向印度倒流现象，“套购银元较以前困难，因此藏商、外商普遍感到恐慌”。到1958年4月，亚东印商已从70家减少到40家至50家【藏印贸易问题，外交部、外贸部致驻印使馆电（1958年4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888－01（1）】。不过，亚东银元出口管理组成立以来，“实际上对银元出口仅仅起到了一种登记作用，对商人返藏时要求换回同等价值的商品，并未规定品种，要求商人进口的品种，仅是该组对进口品种的希望。商人不按规定办事，我们亦不加追究”【中共西藏工委：《关于藏印贸易的情况及意见》（1957年8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888－01（1）】。外交部在1957年10月指示西藏工委：“关于银行出口要登记，银行对某些消费品的进口不开汇票和出售外汇时要登记并查验换回的货物等问题，应适当强调是我内政措施，具体情况可不细谈，因以后还可能变化。”【对答复印政府所提关于藏印贸易中存在问题的意见，外交部致驻印度大使馆并西藏工委的电报（1957年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888－01（1）】

其次，规定印商每月兑换大洋的限额。西藏工委要求，每户印商每月可以兑换162元大洋（大约相当于250元人民币），这样，“印商的主要意见是现在大洋少了，生意不如以前好了，利润不多了”。另外，对印方反映的中方银行不批汇的问题，西藏外事处在1958年10月30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作了说明，报告强调：“事实上，目前银行是掌握内松外紧的供汇原则，只要有银元一般即可换于卢比。前一时期在印度大洋与卢比之比值高，

印商一般均不换外汇而直接运出大洋，当时我银行想抛出部分外汇换回大洋尚难换到。但在西藏情况紧张，大洋不好运或大洋与卢比在印度之比值低，印商运大洋无利可图时，印商即申请兑换卢比。但因亚东为印藏贸易之重要孔道，银行若正式对外恐易造成被动，故我亚东银行仅以江孜工作组之名义时而对外，时而停止对外。因此印商反映我银行不批外汇事可能是指亚东或是指个别时期个别情况。”【关于藏印贸易问题，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电（1958年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888－01（1）】

再次，拒绝印方提出的以中国纸币（人民币或藏币）兑换卢比的要求。围绕双边贸易中的货币问题，中印双方的争论由来已久。当时人民币并未在西藏市面上流通，而中方银行并不收兑藏币，这样，“由于过去印商大量贩运大洋去印，加以我目前严格掌握银元投放，进藏职工工资停发银元，因此市面上银元是在相对减少。由于市场上银元减少，而其他货币又不能兑换卢比，印商贸易自然较前困难，因之印商有意见”。因此，针对印度要求以人民币或藏币兑换卢比，西藏外事处坚持认为：“若我同意纸币（人民币或藏钞）可以兑换卢比，则人民币将大量流入西藏，或藏政府将大量发行藏钞，卢比也会大量侵入市场。如此不仅势必大量浪费国家外汇，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将陷我于极端紊乱及被动地位。为此，目前不能同意安排纸币兑换卢比问题。”【关于藏印贸易问题，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电（1958年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888－01（1）】

总的看来，在1959年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之前，中印两国在藏印贸易以及货币流通上的主要症结在于：印方要求自由贸易，要求银元自由出口，要求自由汇出利润，要求在西藏继续通用卢比，反对中国批汇和银元出口必须换回等值货物的规定。1958年9月尼赫鲁访问不丹时，在亚东住了一天，并去市场上巡视，专门了解印商对印藏贸易的意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有关尼赫鲁在亚东的巡视，还可参见 Jagat S.Mehta, Negotiating for India: Resolving Problems through Diplomacy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6), pp.41-42.贾迦特·梅达当时任印度外交部东方司副司长，1958年9月陪同尼赫鲁和英吉拉·甘地出访不丹】。在中方看来，印度的做法实际上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反对中国对印藏贸易进行任何管理”【《我国对印度贸易（包括藏印贸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60年4月），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5－00997－02（1）】。这种矛盾和分歧，由于当时中印关系的特点，尚未影响藏印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