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丰盛”的早餐：礼宾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

我在外交部没有参加过礼宾工作，但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深深感到，礼宾工作在整个外交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乍看起来，礼宾工作非常具体、单调甚至有些琐碎，实际上，这些具体、单调甚至琐碎的事务正是完成重大外交任务所必不可少的，它需要有很强的政策性、细致的工作作风，更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稍有疏漏，便会造成误会，甚至产生很坏的对外影响。

1964年9月底，越南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并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离开北京后，由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陪同到上海、杭州、南宁参观访问。当时负责此次接待的是国际司一位副司长和亚洲司一位处级干部。我作为年轻翻译，也参加了全程的接待工作。这次接待去外地的绝大部分交通工具是专机，只是从上海到杭州一段，出于好客，做了特殊安排，改乘专列火车。按计划安排，客人们将于10月4日上午8时离开上海，乘专列只需一个多小时，宾主在火车上用早餐，可以一面品尝上海的风味小吃，一面领略铁路沿线的江南风光，别具一番情趣。客人们对这一安排表示非常满意。为此，上海锦江饭店的厨师做了精心准备。

4日上午，客人们准时离开上海，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专列上也布置得美观、整洁。罗贵波和范文同在车厢正中位置就坐。火车启动后，宾主愉快交谈，准备品尝丰盛的早餐。但十多分钟过去了，仍不见服务员端来早餐。礼宾官员赶忙去催问专列服务员，对方却答称未听说要在专列上用餐一事。这时，负责具体落实早餐的那位亚洲司处级干部猛然想起，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忘记了通知锦江饭店，要提前把早餐送到列车上。在无奈的情况下，罗贵波指示，看看专列上有什么现成可吃的东西。但列车长说只有少许大米、咸菜和几个生鸡蛋。于是决定临时熬大米粥，现煮鸡蛋。又过了约20分钟，服务员在范文同和罗贵波面前摆上了两碗大米粥、一碟咸菜和几个煮鸡蛋。其他客人和陪同人员只得“买参观票”了。客人们照样谈笑风生，若无其事。但面对现场的情景和气氛，中方接待人员的尴尬真是难以言状。那位当事的处级干部更是悔愧交加，回北京后主动写了书面检查。听说当时正在上海的李富春副总理得知此事后，还发了脾气。

类似的礼宾差错，我还见证过几起。我想，外交工作就像一部机器，而礼宾工作则是这部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机器的各个部件都能正常运转，不发生故障，才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难忘的出差感受：内宾被当成外宾接待

1974年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阮友寿在出访亚非国家后，经北京回国。为体现我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坚决支持，外交部领导经请示中央，决定对阮友寿一行给予高规格接待。按照接待计划，亚洲司一位副司长带领我和礼宾司一名干部前往新疆乌鲁木齐迎接。总的说来，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新疆革委会主任赛福鼎同志出面宴请了客人，气氛热情友好。在乌鲁木齐，我们还争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百货公司看了看，想买点新疆特产。但当时国内各种日用商品都十分匮乏，谁知新疆的商品供应比北京更困难，买东西不仅要凭票证，即使有票证也不一定有货。只见百货公司的柜台上用红绿纸写着“红糖白糖都没有”、“香皂肥皂都没有”，意在告诉人们不要白花费时间排队。

那时交通还很不发达。虽然外交部派了三叉戟专机去迎接客人，但我们三人临去时仍须乘坐班机，中途要在兰州和哈密降落两次，而且要在兰州过夜。甘肃省外办的同志对来自外交部的我们十分热情。亚洲司副司长问他们都接待过哪些国家的外宾，外办负责人坦率地说，还没有接待过外国人。于是他们便把我们三人当做了外宾来接待，除安排参观和宴请外，还请我们到体育馆观看了一场杂技表演。一般说来，请客人在体育场主席台就坐，规格就已经很高了。但外办领导认为坐在主席台还不够高，于是在圆形的体育场里特意为我们三人摆放了一张长桌，上面铺有白桌布，放有茶杯。演员们就在我们身旁表演，让四周的群众一边看杂技表演，一边看我们三人，弄得我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既尴尬又难受。就这样一分一秒地熬到了演出结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感谢甘肃省外办的同志，是他们给了我们一次难忘的出差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