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几十年中主要是参与和主管中越关系事务，曾任亚洲司科员、副处长、处长，其间曾四次被派到驻越南使馆工作，先后任二秘、一秘、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1994年3月至1995年10月任驻老挝大使，1995年12月至2000年7月任驻越南大使。现在退休了，我愿将自己亲历和印象较深的一些事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李先念出席胡志明葬礼：冷对柯西金

1969年9月2日，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享年79岁。周恩来总理作为胡志明的老朋友，于9月4日立即赶往越南首都河内吊唁。此外，中方又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9月9日举行的胡志明葬礼。

9月8日，李先念一行刚刚抵达河内，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劳动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就提出要到中国大使馆会见李先念副总理，说有要事相商。李先念虽不知道要谈什么事情，但鉴于当时的中阿关系，立即表示欢迎。会见时，阿方提出，在第二天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上，希望李先念不要同苏联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有任何接触，也不要同他打招呼。李先念同意了阿方的要求。

9日上午，我跟随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提早来到举行葬礼的河内巴亭广场，按照越方的安排，站在看台上为外交使团划定的位置。当时中苏关系尖锐对立，越方在礼宾安排上颇费了一番心思。越南主要领导人排成一行，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中央，而让李先念和柯西金分别站在他们的两侧。尽管如此，柯西金仍多次向李先念点头示意，但李先念信守承诺，都装作没看见，不予理睬。葬礼结束后，李先念和柯西金分别从主席台两侧走下来。柯西金看见李先念后，紧走几步，想同李先念打个招呼，而且把手都伸了出来。但李先念仍装作没看见，转身走开了。这一切，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看在了眼里，甚为满意。

当日下午，越南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向中方转达了苏联方面的如下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的专机定于10日清晨离开河内回国，希望中途在北京停留两三个小时，同周恩来总理见面，特征求中方意见。大使馆立即向国内作了报告。10日清晨，大使馆收到国内的答复，同意苏联专机11日在北京停留，周恩来总理将在机场同柯西金会晤。但王幼平大使当时已去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那时通讯设备十分落后，没法用电话联系，大使馆参赞陈亮立即驱车赶到河内嘉林机场，向李先念和王幼平报告。但当陈亮急急忙忙赶到机场后，为李先念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柯西金的专机已经在一个小时前起飞回国了。对于柯西金未等到中方答复便离开河内，李先念十分生气。

当天下午，越南外交部黄保山司长紧急约见王幼平大使说，他本人在这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受到范文同总理的严厉批评，目前正在作检讨。作为补救措施，越南外交部已约见苏联大使，转达中方的答复，让苏联大使立即报告柯西金。黄保山特别强调，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他个人，特向中方表示歉意。黄保山的道歉和检讨，如实地反映了越南领导人在中苏关系上小心翼翼的心态。当时越南的抗美斗争需要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强有力支持和援助，但中苏之间又尖锐对立，越南担心在处理中苏两国的关系上出现任何差错，都会影响到中苏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客观地说，作为具体工作人员，柯西金的专机先行离开河内，同黄保山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柯西金在胡志明葬礼上受到李先念的冷遇后，对于中方能否同意他在北京停留，心中更加没底。如果他在河内期间收到中方不同意他在北京停留的答复，则更加没有面子，于是便决定先行离开。当柯西金的专机抵达塔什干时，收到了莫斯科转来的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答复，莫斯科指示柯西金仍要去北京同周恩来见面，这样柯西金又折返去了北京。

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举行了会晤。尽管在当时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下，这次会晤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但在两国边界问题上达成了以下谅解：双方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队联系解决，从而使两国边境局势和两国关系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会晤结束时，周总理对柯西金说：你这次主动要来，我们得到消息晚了，但我们的答复是快的。虽然你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起了一点效果。中国有句成语叫“不虚此行”。柯西金解释了他为何走弯路的过程，并表示他并不遗憾，很高兴到北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