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府客馆的兴废】
《汉书·公孙弘传》中提到，公孙弘被汉武帝任命为丞相后，曾在相府建造客馆，开东阁门延接贤士，用自己的俸禄供养他们，咨以时务。如果熟悉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背景，就会知道，公孙弘这一招贤纳士的举措，是对汉武帝大兴功业、大批量选拔人才政策的呼应。所以班固在同书《严助传》中，以“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作为公孙弘建造相府客馆起因的补充说明。
公孙弘延聘贤士的本意，是想从他们身上汲取智慧，以便和汉武帝讨论相关国策的制定。公孙弘每次朝觐奏议，应该都曾事先吸纳过这些贤士的建议。汉武帝也经常派自己身边的贤良文学之士，和公孙弘等大臣辩论，所谓“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中是指汉武帝身边的贤良文学，外是指公孙弘等大臣们。如前所述，公孙弘的很多论辩观点来自相府客馆中的谋士们，但这些观点往往被汉武帝派出的贤才们驳倒。看来汉武帝招到的人才，还是比丞相府里的棋高一着。有一次公孙弘提议朝廷禁止民众挟持弓弩，却遭到汉武帝身边一位叫吾丘寿王的贤良文学之士的驳斥。《资治通鉴》在交待相府客馆缘起的时候，就选择了吾丘寿王驳斥公孙弘的故事，作为“大臣数诎”的注脚。
这看上去是一个良好的政策形成机制。以丞相为代表的大臣们，先和身边的谋士商讨政策取向，然后在朝议上提出，和汉武帝的智囊就该项政策的利弊进行论辩。双方以“义理之文”往复论难，摆事实，讲道理。但有意思的是，就现有史料来看，当汉武帝和公孙弘意见相左时，辩论总是以公孙弘的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真是因为公孙弘招致的贤士水准低、见识浅吗？不妨就公孙弘和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做一番考察。
公孙弘早年在滨海地区替人放猪，四十多岁才有机会学些《春秋》杂说。谁想就这么一位穷酸老儒，着实走了一把老来红的大运。公孙弘七十岁那年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答卷被汉武帝亲自从下等行列擢拔为上等。此后仅用六年时间做到丞相，仕途之顺利，令人瞠目。
公孙弘的成功，却深为司马迁不齿。《史记·儒林列传》揭露公孙弘的超速晋升秘诀，不过是“希世用事”，善于迎合罢了。仔细研究公孙弘的经历，会发现他这招“希世用事”的绝技，并非预先参悟，而是在和汉武帝交往过程中，不断练就的。汉武帝提拔公孙弘之初，正值汉帝国大肆开拓西南之际。但西南形势并不乐观，士卒逃叛、民众骚动，因战争与工役，死亡相属于道路。汉武帝派给公孙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考察西南。公孙弘回来后，就所见所闻实话实说，劝汉武帝放弃西南。谁知汉武帝并不欣赏这个建议，让公孙弘碰了个大钉子。此后公孙弘渐渐学会尽量不做出头鸟，每逢朝议，但开陈其端，不下断语。以后甚至发展到为迎合汉武帝而出卖其他公卿大臣，因此被汲黯当庭痛斥为“多诈而无情”。
然而为士大夫不齿的公孙弘，却越来越受汉武帝赏识。在汉武帝的推动下，公孙弘创造了六年之内从穷酸老儒变身为帝国丞相的奇迹。做了丞相之后的公孙弘，开客馆延聘贤士，或许出自对职责的尽心。但他如此尽心地礼贤下士以汲取智慧，结果却为什么总是在廷辩中失败？这些光研究相府客馆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和公孙弘的行事风格合观之后，答案似乎可以浮出水面。“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大臣们的“诎”，恐怕并非真正的理屈词穷，而是不“诎”不足以凸显汉武帝的英明。卖“诎”或许正是一门官场诀窍。前面提到公孙弘曾建议禁止民众挟持弓弩，后来汉武帝夺取匈奴地盘建造朔方城，公孙弘一开始也表示反对。但这几次廷辩，公孙弘都是一遭问难，随即屈服，从未进一步坚持过自己的主张。相府客馆于是乎成为议政的点缀品。
就这么一个点缀品，后来还是遭到了废弃。公孙弘在相位四年左右时间，寿终正寝。《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完公孙弘的去世之后，有这样一段话：“其后李蔡、严青翟（按，即庄青翟，《汉书》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庄为严）、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邱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廐、车库、奴婢室矣！”汉武帝时代继公孙弘为相的，有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六人。从李蔡到石庆为相期间，相府客馆逐渐化为丘墟，再也没有贤才入驻。到后两任丞相公孙贺、刘屈氂时代，曾经人才济济、相与商讨国家大计的相府客馆，竟然变成了马厩、车库，和奴婢的住室。但客馆被废置的原因是什么？史无明文。我以为，它的衰弱并不是公孙弘去世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公孙弘担任丞相期间就已经开始了。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在公孙弘去世前不久，淮南王刘安因“谋反罪”被告发，牵连甚广。公孙弘闻讯寝食难安，抱病呈写奏章，向汉武帝表示，自己身为丞相，没把臣子们带领好，致使诸侯叛逆，因此深感愧疚。公孙弘和刘安并无交往，应该不是怕受牵连而寝食难安。真正让公孙弘感到寝食难安的，应该是刘安获罪的原由。所谓刘安“谋反”，是一桩冤案（说见拙著《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三讲）。当时正处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诸侯王势力的关键时刻，刘安获罪的真正原由，是他豢养了大批门客，有着不可低估的私人势力。刘安很有当年战国四公子的风范，班固说他“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然而也正因如此，让“天子切齿”（《汉书·游侠传》）。汉武帝对于贵族豢养门客、培植私人势力的痛恨，一定让很多大臣印象深刻，所以才有“卫霍改节”一说。指的是像卫青、霍去病这样有卓越功勋的人，都不敢私自养士，以免触动汉武帝的神经。
公孙弘听说刘安被整治而寝食难安，原因或许也正在于此。尽管他的相府客馆是个点缀品，尽管他身边谋士的智慧，在汉武帝面前看上去是那么不堪一击，但私养门客这点，还是犯了忌讳。在汉武帝强化皇权的政治大框架下，相府客馆被废弃的命运，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公孙弘身后，相府客馆的废弃，表征着相权向皇权缴械的“诚意”。然而汉武帝却并不打算“到此为止”。
二 【丞相们的命运】
前面所引班固介绍相府客馆命运的那段文字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话，全文是这样的：“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邱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廐、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这段话分三个层次，前面两个分别为罗列公孙弘之后的丞相名单，和交待相府客馆命运，前文已经介绍过了。有意思的是第三个层次。班固笔锋一转，第三个层次又重新回到那六位丞相身上，交待他们的命运，说其中唯有石庆因忠厚谨慎终老相位，其余五位都未得善终。
班固的这个叙述结构，至少有两点疑问。先说第一点。这段文字第一层和第三层都在讲几位丞相，却在中间插入关于相府客馆的描写。班固为什么不顺着丞相名单，把他们的命运交待了呢？如果我们尝试着把讲述客馆变迁的文字全部删去，会发现不仅不影响词句的完整性，反而使得文理更通顺。删去客馆命运后的文字就变成这样：“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文意相扣，严丝合缝。班固为什么非要在中间插入相府客馆的命运？我想，班固正是要让相府客馆惨淡的结局，和六位丞相黯然的命运交相呼应，烘托出观察汉武帝时代的一个特殊窗口。在汉武帝的皇权威严下，丞相们不仅留不住相府客馆，连自身的命运都无法掌控。
第二个疑问和丞相们的命运有关。接替公孙弘的李蔡，在相位仅三年左右时间，因非法侵盗“国有”土地罪，自杀了。又是三年不到，后任丞相严青翟与御史大夫张汤讧斗，最终也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继而为相的赵周，同样在相位上呆了三年左右，最终成为汉武帝打击诸侯王、列侯势力的牺牲品，在狱中自杀。有这三位丞相的先例，就无怪乎当石庆因未能妥善处理流民问题而遭汉武帝痛斥时，就有人劝他自杀以谢罪。也无怪乎当汉武帝任命公孙贺为相时，公孙贺呜咽哽涕，长跪不起，不愿接受这个职位了。石庆因木知木觉、反应迟钝，最终没有自杀，侥幸躲过一劫。而在他之后的公孙贺和刘屈氂，却都因卷入巫蛊案，被汉武帝无情地斩杀了。
这就是班固罗列的六位丞相的命运，三人自杀，二人被杀，一人差点自杀。如此悲情，汉武帝的丞相就没一个命好点的吗？其实公孙弘之后，汉武帝总共任命过七位丞相，刘屈氂之后还有一位田千秋。班固把名单列到刘屈氂，戛然而止，没把田千秋列进去。恰恰就是这位田千秋的命运，和前面六位大不相同。
田千秋出现在巫蛊之祸后。巫蛊之祸，太子刘据遭栽赃陷害，被指利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刘据为求自保，仓促起兵，却在兵败后自杀。这场裹挟着腥风血雨的人伦巨变，让迟暮之年的汉武帝陷入了沉思。官卑职微的田千秋假托神灵意旨，替太子鸣冤抱屈。田千秋的出现，正好给了汉武帝一个台阶，让他有了替太子平反的机会和借口。理顺了太子案，汉武帝在短短几个月内，把田千秋从极其低微的职位上，破格提拔为百僚之首的丞相，并封他为“富民侯”。汉武帝去世以后，田千秋仍然是丞相。直到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薨逝，田千秋在相位上前后呆了十三个年头。在《汉书·公孙弘传》中，田千秋这位好命丞相，被班固选择性地遗忘了。班固为什么这么做？另外，又是什么造就了田千秋的命运，是他的才能、功绩远远胜过前几位丞相吗？
从李蔡到刘屈氂这六位丞相，司马迁曾评价李蔡“为人在下中”，也批评石庆“无他大略为百姓言”。至于其他几位丞相的才能和功绩，司马迁也有一个总体评估：“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史记·张丞相列传》）从司马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这些丞相都是些庸才；第二，他们只不过在朝廷上充当“备员”，对国家大事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那么田千秋和这六个人相比又如何？班固说田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汉书·车千秋传》）既无才学，又无功劳，只不过替太子鸣冤恰巧符合了汉武帝的需求，因而拜相封侯。汉武帝去世后，霍光以大将军身份辅政，对这个阶段的丞相田千秋，《资治通鉴》评价道：“时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自守而已。”依然因循守默，无所作为。看来论才能、功绩，田千秋并不比他的六位前任强。那为什么前六任命运如此不济，而田千秋却恰恰相反呢？看来关键原因不在这些丞相们身上，而在用这些丞相的汉武帝身上。自公孙弘之后，汉武帝为什么始终选择这些平庸之辈来担任丞相的要职？
关于公孙弘这个人，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他是汉代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出身的丞相，在他之前的汉代十八位丞相都是贵族出身。汉武帝打破成例任用公孙弘，未必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公孙弘的学问才气实在寒碜，如前所述，四十余岁才开始学习《春秋》“杂说”，参加人才选拔的答卷，原先被考官置于下等，是汉武帝亲自把它擢拔到上等。汉武帝看中的是公孙弘的学问吗？不是，看中的是公孙弘这样的人物，容易驾驭。此后公孙弘的“官场成长记”，证明汉武帝的估量是正确的。从后几任丞相人选可以看出，汉武帝一直秉承着这个原则，丞相不在于有才能，而在于能为皇权所驾驭。
汉武帝可能从来没想过要让这些丞相主导大汉帝国的政策走向，主导政策走向的，始终是他自己。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汉武帝任用酷吏，造成国内政治的紧张，庄青翟、赵周的死与此有关。对外政策上，汉武帝四面出击，开疆拓土，使得国库虚耗、百姓流离，石庆差点自杀，与此有关。此外，汉武帝又迷惑于方士，为求神慕仙而广营宫室、巡行封禅，更加强了社会财富的消耗。而且正是汉武帝的这种迷信心态为人利用，酿成了巫蛊之祸。公孙贺、刘屈氂正是死于巫蛊。所以这几位丞相的命运，几乎都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危机息息相关。
田千秋的命运不同，是因为他出现在汉武帝洗心革面之后。巫蛊之祸让汉武帝痛定思痛，开始彻底反省以往的所作所为，并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终止了以往四面拓张、大开大阖的政策，决定转向休养生息。因此汉武帝在任命田千秋为相的同时，封他为“富民侯”。“富民”二字正透露着汉武帝改革国策的信息。所以，田千秋和李蔡等人，虽同为汉武帝时代的丞相，却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的界限，即在于汉武帝的国策取向。李蔡等六人的命运是和穷兵黩武、骄奢淫侈的汉武帝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田千秋却不是。所以班固在《汉书·公孙弘传》中提到公孙弘的继任时，撇开了田千秋，而是让李蔡等六人和遭废弃的相府客馆一起，共同定格了汉武帝那个雄武拓张却民不聊生的特殊年代。
（姜鹏教授正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授“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