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又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陈光甫于1915年创办的。图为上海银行20世纪20年代在镇江大市口开设的分行。
原上海银行总行襄理郎念祖回忆说，“陈先生常说，我们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们。顾客是衣食父母，顾客总归是对的。”
民国银行界一向有“北四行”与“南三行”的说法，前者指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后者为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称上海银行）。在“南三行”中，上海银行创立最晚（1915年），其开办之初也很寒酸，因为它的资本总共才10万元，职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才7个人，当时一些稍微像样的钱庄都比它大，因此也有人嘲笑他们是“小小银行”“小上海银行”等等。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仅仅五六年工夫，这家银行即由小变大，并做起了国际汇兑；十年后，更是与浙江的两家银行并驾齐驱，成为响当当的“南三行”龙头。这个创业故事听起来有些像是“神话”，但这一金融史上的奇迹确实发生了，而创造奇迹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民国金融家陈光甫。
陈光甫，江苏镇江人，生于1881年，其父陈仲衡曾做进口火油生意，后进入汉口一家报关行，当时年仅12岁的陈光甫也随父入行当学徒，这一当就是7年。在旧社会，学徒生涯十分难熬，经常饿肚子不说，晚上也没地方睡，只能因陋就简、见地插缝地睡在地板或桌上；学徒的事情很多，客人来了，赶紧倒茶敬烟，客人走了，立马收拾桌椅；一言而蔽之，别人不愿做的一切杂役琐屑之事，都是学徒的活儿。
中国有句古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7年的学徒生活给陈光甫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由此也锻炼了他“不惧艰险，敢于吃苦”的顽强精神。工作之余，陈光甫不忘学习，特别是英语和报关行的业务及相关的金融知识，最终他在18岁那年考入了汉口海关邮局，数年后又转入汉阳兵工厂任英文翻译。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心人，1904年美国举办圣路易斯世博会时，陈光甫因通晓英文与商务而被选为湖北省参加世博会的工作人员，这次的出国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世博会结束后，陈光甫决定留在美国学习，后以官费留学生的资格毕业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1910年，陈光甫学成回国，当时有很多洋行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陈光甫并不满足于做个买办或经理，他要创办自己的事业，这就是后来的上海银行。说来好笑，上海银行创办之时，说是有10万元资本，实则只收到8万元，盛宣怀的妻弟庄得之投了2万元，于是他就以最大股东的名义当上董事长，而总经理陈光甫还是靠向人借钱才凑足了5000元的股份，当第一次开股东会时，7个股东全成了董事。
民国初年的银行业竞争已经非常激烈，陈光甫的小银行既不像外资银行那样有着雄厚的资本，也不像国内一些老牌的本土银行那样有着丰富的人际关系。由此，陈光甫决心走一条“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道路，他率先在全国推出“一元钱储蓄”项目（当时银行都不接受极小额的业务），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从未与银行打过交道的普通市民也都试着前来存款，当时有个人故意搞恶作剧，他拿了100元钱来开100个户头，职员们信守银行承诺，照开不误。此事传开后哄笑一时，反替银行作了免费的广告。
陈光甫深深地懂得，金融的全部奥秘就在信用，而信用建立在服务的基础之上。创行之初，陈光甫将就“服务社会”立为第一行训，当时还有人笑他，说银行旨在图利，空言服务，何利可图？陈光甫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在资本和人际关系都远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服务至上”的精神赢得客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从长远看，上海银行在公众中“热诚服务”的形象及由此带来的信任与好感，这才是最可贵的发展动力。
原上海银行总行襄理郎念祖回忆说，“陈先生常说，我们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们。顾客是衣食父母，顾客总归是对的。”具体而言，陈光甫的“服务之道”是，“为顾客力谋便利，尤当以和气为先。满面春风，殷勤招呼，顾客自乐于接近，来往既多，营业亦自可因而推广。……银行业务，不若他种商店有陈列货物可以任人选择，银行之货物即为服务。故我行一无所恃，可恃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
陈光甫做银行最重创新，“一元钱储蓄”一炮打响后，上海银行又相继开展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名目繁多的储蓄项目，后来还为市民开办了代收水费、电费、代发工资等诸多便利服务，这些项目现在看来或许很平常，但是当时却都是创举。
上海银行迅速壮大的另一个秘密是陈光甫在银行内部设立的调查部，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研究所，其职责不仅是具体的个案调查，而且还包括对宏观经济、各行业的信息收集与分析。正因为事前做过充分的调查与研究，上海银行在放贷上很少出现“呆账”“烂账”，这等于在规章制度外又加了一把安全锁。
三十年代后，曾被人笑为“小小银行”的上海银行已成为金融界的参天大树，而陈光甫本人也是名满中外。由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的私交甚笃，陈光甫后来两度赴美参与金融商务谈判，一次是币制改革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另一次是抗战期间的“桐油借款”，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抗战结束不久，陈光甫自上海飞抵香港，后转到台湾并于1976年辞世，年96岁。
文∕金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