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可以试验一下原子弹的效力

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此时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已两年。两年中，美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美国在朝鲜一年的兵员和物资的消耗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年消耗多一倍。其物资消耗平均每月为85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本来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可是它却在侵朝战争中动员了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由入朝时的42万增至69万。这在战略上是轻重倒置，主次倒置。虽然如此，仍感兵力不足。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美国付出代价如此巨大，胜利十分渺茫，和谈亦不见希望。这引起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乘机抓住朝鲜问题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

1952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发表演讲，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他后来还许诺：“只要还有一个美国士兵在朝鲜面对敌人的炮火，那么，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须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正是靠了这些诱人的保证，艾森豪威尔最终赢得了总统大选。

但艾森豪威尔从朝鲜回到美国以后，态度马上发生大转变。他在1952年12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敌人，我们不能期望用言语打动它，无论言语是怎样娓娓动听，而只能用行动---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实行的行动。”

为了给中国施加全方位的压力，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让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纳了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用“三齿耙”遏制中国的战略：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从台湾出来，第三根从印度出来。第一根齿，就是要在朝鲜发动更大的攻势。从台湾出来这根齿，是利用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的力量给新中国制造麻烦，即所谓“放蒋出笼”。在去朝鲜的“海伦娜”号巡洋舰上，艾森豪威尔决定，解除杜鲁门政府的所谓“台湾海峡中立化”的规定，鼓励蒋介石对中国大陆发动牵制性的进攻。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决定的目的是“提醒中国共产党注意，僵持的日子不长了，朝鲜战争或结束，或者扩大到朝鲜以外”。所谓第三根齿，是通过印度方面警告中国，如果再不让步就要大打，甚至要使用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对核政策的变化，是因为美国武器库中增添了一种意义重大的新的核武器。1953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于大口径火炮发射的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用于战略目的，又可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他们思想出现了本质变化。报告说，在推进美国与朝鲜有关的目标时以更小的努力换取更大的成果的过程中，原子武器所起的作用表明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鉴于在远东发展一种有效的常规能力这一概念的扩展，不失时机地使用原子武器应当被考虑用来针对那些影响到朝鲜的行动的军事目标，而且从军事行动上说，应当被规划为附属于涉及到向中共采取直接行动的任何可能的军事方针的一部分。

艾森豪威尔最先选择的一个军事目标是朝鲜开城。当时，双方正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开城周围属于中立区。但“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认为，开城已经成为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军”发动进攻的“庇护所”，在那里挤满了军队的物资。克拉克请求，一旦他认为共产党的进攻迫在眉睫时，他有权攻击开城。

艾森豪威尔比克拉克走得更远。1953年2月11日，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应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该地为这类武器提供了极好的目标。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能沿着过去模糊不清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考虑到盟国的态度，艾森豪威尔设想，如果他们反对的话，美国完全可以要求他们提供将共产党击退所需的三个或更多的师，以取代原子武器的使用。

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主张深表赞同。杜勒斯曾任艾森豪威尔大选班子的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他早在1952年5月就顽固地坚持，朝鲜问题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为了同共产主义对抗，可以依赖原子弹以及发射原子弹所需的战略空军和海军来有效地完成。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道德问题和禁止使用原子弹的规定”，并说明苏联已成功地把原子武器和其他武器分开，将之列入特别一类。杜勒斯声称：“我们应努力打破这种错误的划分。”杜勒斯的观点是，虽然目前世界舆论不利于使用核武器，但美国应该努力消除围绕这类武器使用问题上的“禁忌”。

3月21日，艾森豪威尔指示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就“给中国军队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推进到并固守住蜂腰地区（平壤至元山一线）”后“联合国军”所需的代价进行研究。同时他也想明确地知道，倘若不轰炸中国东北的机场，这一行动能否成功。此外，艾森豪威尔还表示，原子弹的使用应取决于军事上的判断，视其对实现军事目标的好处而定。

3月27日，当板门店谈判在关于交换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时，美国国务院与军方举行联席会议，在此讨论使用原子弹事宜。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很难奏效。他说，最近的试验表明，倘若防空洞很深，人们可以接近爆炸地点而不受伤害；中朝军队已经在150英里长的前沿战线上深挖防空洞，这并不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良好目标。柯林斯建议“联合国军”不应集中在釜山、仁川以及战线以北任何可能实施两栖登陆的地点，因为这些都是苏联原子弹报复的极好对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发表了与柯林斯相左的观点。他相信，鉴于任何逐步升级的地面行动都会造成极大的伤亡，美国或许不得不动用它所拥有的所有武器，其中包括原子弹。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则提出，倘若批准使用核武器，那么他的空军部队将被授权轰炸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而不仅仅限于攻击北朝鲜的目标。

3月30日，中国方面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板门店与美方恢复接触。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开始害怕了，变得软弱起来。当谈判再度破裂之后，为了继续向中国施加心理压力，艾森豪威尔再次提出使用核武器，建议对北朝鲜的4个机场实施核打击。他竟然认为，这样“可以试验一下原子弹的效力”。艾森豪威尔坚称使用战术核武器比使用常规武器更为廉价和有效。他说，我们必须把原子弹当做我们武器库中的一个简单的武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们认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或许不得不扩大战争，而要想使在朝鲜以外的任何行动有效，就必须使用大量的战术核武器。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直接向中国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弹。参谋长们提出，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必须实施得能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在军事上和心理上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第二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

5月21日，杜勒斯来到印度。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的中国东北基地。杜勒斯还提到美国成功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之强烈表明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武器。

与此同时，1953年5月，也即是杜勒斯的中东和亚洲之行的同时，美国将战术原子弹悄悄运到了日本的军事基地---冲绳岛。

尽管艾森豪威尔的核打击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但其间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时至今日仍不免让人直冒冷汗。对于自己核政策的效果，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中国在朝鲜之所以作出最后的让步，乃是美国核威胁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当然，历史的发展表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