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900万人，这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四年来，报考人数已经下降140万。与此同时，录取人数持续增长，从2008年的近600万，增长到2012年的近700万，高考录取比例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2011年为72.3%，2012年可达75%以上。

高考升学率年年在增，但是，老百姓的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本来，按照上个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设想，扩大大学招生规模，缓解高考竞争压力，给所有学生快乐学习、成长的空间，可是，从过去10年的实践看，在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75%的背景中，上大学独木桥，已经变为“名校独木桥”。同样，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加，加上适龄学生数减少，学生上小学、初中应不再是问题，可现实却是，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到择校中，相比十年前，学生的学业负担、压力有增无减。

在笔者看来，是由于人为的原因，制造了教育的等级、不均衡，加重了社会的教育焦虑。具体来说，有三方面。

首先，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大学间的等级差别，把大学和学历分为三六九等。从本世纪初，随着“985”工程的实施，我国部分高校校长、书记的行政级别从正厅提升到副部，这一做法对于大学的等级化，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大学之间本就不平等的竞争，变得更为不平等。而鉴于大学的层次差异，基础教育的目标，也从过去的“上大学”，变为“上一本”。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是令人忧虑的，如果大家都追逐最好资源，再怎么扩大教育资源，就是高考升学率达到100%都没有用。

其次，在基础教育资源丰富的同时，采取锦标主义思维继续维持不均衡格局，制造择校利益链。我国200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可是，从该法颁布至今，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原因有二。其一，一些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没变，为追求名校升学率，政府部门还是乐意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好学校；其二，在择校利益链中，一些地方政府借收取择校费来减轻自身对教育的投入，还有的政府部门则把不均衡作为权力寻租的资源，有不均衡，才有“条子生”。如果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思维不转变，我国更多家庭会陷入择校焦虑中。

再次，政校不分，对教育和学校发展实行行政管理，导致学校千校一面，教育品质下降。我国教育“管评办”不分的问题由来已久，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到要推行政事分开，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这一《纲要》并没有得到落实，直到2010年颁布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教育行政化问题还是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学校教育有自身的规律，如果政府越权干涉学校办学，学校将失去个性、特色，也就难以培养出有个性和特色的学生。我国中小学和大学都存在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教育高度同质化，这造成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

我国教育要提高质量、让老百姓满意，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必须直面以上问题。首先，必须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这就要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政府对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给予足够重视，让所有学校平等竞争。同时调整人才评价体系，从关注人才的学校、学历身份转到关注个体的能力与素质。

其次，必须切实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中高考制度。这些改革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放权。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求政府交出办学权，要求学校内部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改革中高考制度，要求政府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机构，将招生权交给学校，将选择权交给学生。

再次，必须打破升学教育模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只有把学校从升学教育中解放出来，让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条件大致均衡，才可能提高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