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至25日0:45。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戚：（领着学《最高指示》）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彻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书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相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当做李立三“变修”的罪证。与此同时，造反派们公开贴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得任意外出”，从而彻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学组织的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挥着拳头指着李立三的鼻子责问：

　　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我没有罪。你从30年代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早就检查过了，那不是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李立三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造反派把纸摊在他面前，逼他写出承认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供状。李立三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我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

　　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

　　自杀成为历史悬案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