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大写十三年”

　　到了上海之后，我不断听到关于柯庆施这位第一书记的传闻：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这两点作风，至今仍是应当肯定的。据上海《文汇报》一位编辑回忆，他有一次送审社论清样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柯正在吃中饭，餐桌上除一条小鱼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饭。

　　柯庆施当时把上海警备区某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献身边疆的科学家彭加木、小扁担不离手的轮船服务员杨怀远、勤恳工作的纺织女工杨富珍等树为上海的“十大标兵”，方向也是对的。柯庆施当时抓上海工业的“新、高、精、尖”，是从上海这一城市拥有众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这两大特点出发，是正确的。柯庆施主政上海十余年间，上海的工业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不过，我惊讶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每逢周末都有舞会，这在北京很普通。可是上海居然禁止舞会，禁止交谊舞，这“禁令”就是柯庆施发的！据说，柯庆施以为跳交谊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柯庆施紧跟毛泽东。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当时我在电影制片厂当编导。在上海美琪电影院给我们文艺界作报告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张春桥思路清楚，口才不错，说话要言不烦，当时他开口闭口，要求我们“大写十三年”——这是柯庆施提出来的口号。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在会见上海文艺界人士时这样阐述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这话原本不错，可是他又提出：“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遭到来自北京的抵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然而，柯庆施却坚持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

　　我在上海工作没几个月就听了重要文件传达，那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 116号《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作了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一批示，成为上海文艺界“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件，成为那场“既不是文化的又不是革命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所以当时柯庆施给我的印象，那就是“左”，是“左家庄”人士。柯庆施受到非议最多的，也就是一个“左”字。

　　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柯庆施以“左”起家的历史。

　　柯庆施虽然资格老，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观点：“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