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过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柯庆施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后来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组织部长，1935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战爆发后，柯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电影演员张瑞芳曾经回忆：“当年在延安，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

　　1947年11月12日石门（石家庄市）解放，成为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柯庆施被任命为石门市市长（石门12月改称石家庄市）；1949年冬，出任南京市市长；1952年11月，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柯庆施的升迁并非一帆风顺。在延安，他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进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一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

　　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这件事作为柯庆施历史上的污点，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审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组织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柯庆施在1921年4月的家信中，曾对父亲说过：“儿的性子非常爽直，这是儿的好处；却也是儿的差处。但是儿始终总是情愿做一个爽直的男儿，不愿学那滑头滑脑的样子。”其实柯庆施并非那么“爽直”。他对组织的欺骗行为，完全是一副“滑头滑脑的样子”。

　　接着，柯庆施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墙上写了标语：“柯庆施是大特务！”在柯遭到围斗时，他请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证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证明你是特务！”受柯庆施“特务案”波及，柯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

　　受到延安整风审查的影响，此后柯庆施没有得到重用。

　　1949年冬，当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往南京任市长、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联名向当时的华东局发过一份电报，提示注意柯庆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柯庆施自从妻子自杀于延安之后，一直没有重组家庭，直至1948年，46岁的柯庆施再度成为新郎。

　　我于1994年12月24日在北京访问了柯庆施家，见到柯庆施夫人于文兰。1948年5月于柯两人在石家庄结婚，这是柯庆施的第四次婚姻。当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市长，而于文兰是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新来的大学生。两人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宁，儿子柯友京。儿媳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