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原题为“‘上海王’柯庆施”

　　盖棺未论定

　　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后来，依然“顾不上这个问题”。所以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里，只字未提柯庆施。迄今，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就只有柯庆施了——倒是柯庆施本人在1940年写过一份自传，原存于中共中央组织部文档处，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在民间，对柯庆施争议颇大：柯离世后，很多纪念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好学生”一词成了柯庆施的代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只要一提到“好学生”，人人皆知是柯庆施。此外，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对笔者说，倘若柯庆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么“四人帮”将成为“五人帮”。（2003年11月6日中午，笔者在上海浦东大道船舶大厦三楼采访陈小津）“文革”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

　　不同的声音终于公开出现。那是在2002年柯庆施诞辰100周年之际，《随笔》杂志发表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文，继续负面评价柯庆施，遭到了金平的批驳。金平在《随笔》杂志发表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紧接着，邓伟志在《党史纵览》发表长篇文章《如何评价柯庆施》，除了就冯文逐一为柯庆施辩护之外，认为：“‘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

　　从1954年柯庆施主政上海，到1965年去世，这十余年间柯庆施是道道地地的“上海王”，是说一不二的“第一书记”。

　　笔者向来主张用事实说话。在这里，向读者诸君讲述我所了解的柯庆施。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一到上海，听到上上下下皆称“柯老”，当时柯庆施不过61岁而已。其实，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已经称当时才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毛泽东年长柯庆施9岁。

　　柯庆施年纪不大就被尊称为“柯老”，原因在于其资格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生于1902年，安徽歙县南乡竹溪村人氏。1920年18岁的柯庆施开始与陈独秀通信。陈独秀喜欢这位比他小20多岁的小同乡。不久陈给柯写信，让他来上海。这年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

　　来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常去陈独秀家。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除了陈独秀被捕之外，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杨明斋（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当时与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营救五人（保金达500两白银），10月26日五人出狱。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后来由于邓培在1927年牺牲，张国焘叛党，柯庆施成了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周子健（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在2000年5月28日回忆说：“1939年初在延安，调我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任部长。副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听王明说，党内现在只有柯庆施见过列宁。”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团转党”，由张秋人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柯庆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