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苏杭，苏若群，姜羿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8

　　就在蒋介石一伙紧急部署反共“清党”行动时，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在码头迎接他的，是武汉方面派来代表的宋子文。

　　自从上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迫出国后，期间蒋介石虽然有请汪回国的电报，但汪精卫知道并非出于其本心。此次回国，他虽然先到上海，但由于不愿与蒋介石纠缠，并不想在此多停留。

　　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回国，便打算拉汪一同反共“清党”。然而他又顾及面子，觉得不好直接去找汪精卫。这时，为蒋介石反共到处奔走的吴稚晖，便主动承担起了在蒋、汪之间牵线搭桥的任务。

　　在汪精卫到上海的当天，吴稚晖就去找汪精卫晤谈，以探汪的口风。吴稚晖将蒋介石等上海一班人的意思讲了出来，希望汪精卫答应与他们一起干。

　　汪精卫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同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吴稚晖急忙说：“你初自外国回来，尚不知目前共产党种种情形。现在武汉方面要罢免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了。”

　　汪精卫听此言，当即说：“如果真是如此，我愿与大家共同反对。”

　　吴稚晖见汪精卫这样说，立即感到有了希望，遂将对汪精卫的称呼改为了“先生”，说：“我也甚愿先生能负调和之责，但须有切实办法才行。我有三件事求先生：第一，倘若武汉方面竟免蒋总司令职，望先生能实践所言。第二，先生能否负责阻止上海暴动？第三，倘双方不能维持时，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与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其意很明确，就是拉汪精卫下水。

　　吴稚晖经过试探，感到汪精卫有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蒋介石在听了吴稚晖的汇报后，才决定亲自出马与汪精卫见面。

　　4月3日，蒋介石于发电给国民革命军各军将领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唐生智等，表示衷心拥护汪精卫执政。

　　当天，蒋介石与汪精卫这两个一年没见的政治对手，坐在了一起。在座的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等。当汪精卫听蒋介石等人要反共“清党”后，便说：

　　“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军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蒋介石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蒋介石表现出一副舍身救党的样子，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担负起来，决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就是将来国民党失败了，我个人可以负这个责任的，说国民党之消灭完全是我蒋介石一个人搅出来的也可以。如果共产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无论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

　汪精卫知道蒋介石不是信守诺言的人，但又不好说出来，正是犹豫间，又听蒋介石说：

　　“你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作也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然而汪精卫明白，一旦到了南京，就会完全受蒋介石的控制，哪里还有他主持一切的权力。所以他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与共产党分手还没有到时候。其他人见汪精卫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插话与他争论起来。吴稚晖说到急处，竟向汪精卫下跪。

　　据李宗仁回忆说：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4月5日，当吴稚晖一早起来，在报纸上看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几个字后，不由大吃一惊。当他看完《宣言》的内容后，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汪精卫“降共”，甘当“共产党的尾巴”。

　　正好这一天，是蒋介石等人约好与汪精卫继续会谈的日子。

　　吴稚晖一见到汪精卫，就指着《宣言》问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

　　汪精卫听后大笑，说：“这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

　　吴稚晖狠狠地说：“总理的联俄政策，是希望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并非请他来共治中国。至于容共问题，乃容纳共产党个人加入本党，服从三民主义，即成为国民党员；对其他未加入本党的共产党人，采取友好态度，也跟对苏俄一样，只希望他们协助本党革命而已，更非请其共同统治中国。他们固然可以宣传共产主义，但若与三民主义相抵触，或有危害国民党之处，即应予以相当的制裁。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过了友谊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独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联共’二字在国民党文献中并无所闻，去年5月在广州虽有国共联席会议，但其意旨仅在疏解双方友谊的误会，决谈不上《联共》之说。”

　　但汪精卫却认为既使需要变更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召开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来决定。吴稚晖见自己滔滔不绝的“宏论”，还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便挖苦说：

　　“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汪精卫不想与蒋介石一起反共“清党”，除了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蒋介石的人格有怀疑。中山舰事件败在蒋介石之手，他现在想起来心里仍隐隐作痛，吃一堑长一智，他绝不敢贸然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再者，他是在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热情邀请下才回国的，他知道自己在武汉的身价，所以不愿即时就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机会。

　　4月6日，汪精卫决意赴汉。临行前，他给李石曾和张静江各留下一信。在给李石曾的信中写到：

　　“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能舍去矣。”

　　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汪精卫写到：

　　“党事至此，以铭之意，惟有提议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到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之同意，于本月十五日可以齐集（越早越好），总以十五日左右为宜。如此会议能开，则转危为巡，或犹可望。”

　当天，汪精卫悄然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吴稚晖见蒋、汪合作未成，自己白白辛苦了一场，又气又恼。他半是讽刺汪精卫，半是自嘲地对人说：“汪先生出国一年，他知道还有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疾病坎坷，久地欧西，30天内经过了莫斯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呢？”

　　汪精卫为什么要离开上海？李宗仁也有说法：

　　“中山舰事件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

　　李宗仁的分析当然只是一种推测。至于汪精卫本人，倒是对自己的行动有详细的说明。

　　汪精卫到武汉后，4月1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对他归国和在上海的情况作了如下报告：

　　兄弟自从去年离开广东之后，到十一月初，接着中央联席会议的电报，要兄弟赶早料理回国；当时曾经拍了一个复电，说是要到十一月底，才能启程。十一月二十日，由法国动身，不料一到柏林，就发了病，一直耽搁到今年正月底，才离开德国。从莫斯科过的时候，又接着这边二月八日的电报，还是要兄弟早日归国。在俄国会着几位同志，也主张兄弟赶快回来，因此不敢多停留，只住了五天，就由西伯利亚到了海参崴。到海参崴之后，就听见上海已经克服了，于是又拍了一个电报，问应当怎么走法？

　　四月一日，船到了吴淞口外，宋子文同志到船上来接，当时就问他中央有无命令？他说要兄弟自己斟酌，到上海住几天也无不可。即到了上海，一方面因为中央没有命令，乃拍电回来报告；一方面就杜门不出，不敢发表什么意见。但是曾看见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诸位同志，讨论过时局问题，知道上海对中央有着许多不明瞭的地方，而且谣言很大。兄弟一到上海，他们就说：上海总工会要向龙华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进攻！这种无意识的谣言，他们居然相信，谈虎色变，如临大敌。有一天晚上，李石曾同志来报告，说是总工会要在三日进攻龙华。兄弟就极力辩白，说这是谣言，乃决不会有的事；但他说一定要发生。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告诉他约束纠察队不要到龙华附近去，免得发生误会。但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每晚十点钟禁止通行的原故，这封信当天晚上并没有送到；等到第二天可以证明是谣言了，他们又说是兄弟写了信的功效。但是兄弟那天晚上还是睡得很好，因为知道一千多工人，是决不会向两师人进攻的。不过蔡元培、吴稚晖那一般同志，依然是相信什么三天攻一次，五天攻一次的鬼话！到后来，他们又说：纠察队不攻龙华了，要去进攻租界，也还是什么三天攻一次，五天攻一次；更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这些人专门在那里制造谣言，闹得满城风雨，要使革命军同民众起冲突，要使国民党同共产党起冲突。不得已，就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同志，联名发表了一篇辟谣的宣言，大概各位已经看见了。同时，看见蒋介石同志也有一封通电，说得很客气，说是兄弟回来了，以后关于外交政治财政党务的事，由兄弟主持，他只专管军事方面。兄弟不晓得中央分派什么工作，于是再打电回来，说已经到了上海，听候中央的指示。并致电蒋介石同志，愿以党员的资格，为党工作；他所说的话，推崇过甚，万不敢当。同时又致电各级党部，说是自从因病离职以后，各地同志都是很劳苦努力，现在已经回来，当服从中央的意旨。

　　不过帝国主义者所造的种种谣言，实在辩之不胜其辩，深觉得有赶早离开上海之必要。于是四日发表各种通电，六日就由上海动身，昨天才到此地，现在关于一切事情，因为尚没有看见屡次的决议，还不明白处置的办法；以后要听各位的吩咐，并请中央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