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规定：苏联空军只掩护后方，不进入前线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

　　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苏联国防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报告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两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两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

　　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由苏联飞行员负责实战训练。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飞行员只能掩护后方而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此外，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

　　中、苏、朝三角同盟与远东冷战格局

　　不难看出，朝鲜战争是莫斯科点燃的“一把火”，斯大林想在紧要关头让别人为他“火中取栗”，并承诺出动苏联空军给予援助。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疑虑，斯大林在“联合国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时，不愿让中国插手朝鲜事务，以免损害苏联经过战争控制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而在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又背弃承诺，使中国处于尴尬的境地。朝鲜在危机时刻能够指望的只有来自中国的援助，但金日成既不完全信任毛泽东，又担心斯大林的猜忌。没有莫斯科的首肯，他甚至不敢答应中国一再提出的出兵要求，从而错过了取得战争胜利的最佳时机。

　　如果毛泽东同意了黑海会谈的决定（不再出兵朝鲜），那么不仅朝鲜将被美军占领，使中国安全面临威胁，中苏同盟亦将名存实亡。考虑到中国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责任，毛泽东决心孤注一掷、背水而战，最终使中、苏、朝重新联手抗敌。

　　这场战争也使三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同盟关系显露无遗——既相互依赖、利益相关，又互不信任、心存疑虑。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中国成为先锋和主力，而在北京与平壤不断发生的分歧和冲突中，莫斯科基本上都支持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中、苏、朝三角同盟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中国参战后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于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显出来——苏联联合了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地区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

　　文章参考档案来源：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