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收到电报后，在第二天上午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整个电文所反映出的他的基本态度是“顶”。电文主要一段如下：“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玻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饶漱石对毛泽东的电报尚且如此“顶”，对陈毅电报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

　　陈毅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非常生气，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便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对此，陈毅1954年还记得很清晰：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毅听后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在延安期间，在中央的安排下，陈毅为朱德做七大的军事报告提供新四军战场的素材。这期间，毛泽东多次找他了解新四军的一些情况。陈毅又提起黄花塘事件，毛泽东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战斗经验很值得参考，你准备一下专门作一次报告，跟饶漱石的关系不要谈。”

　　陈毅到延安两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他请到他枣园住处，面带微笑地说：“黄花塘问题可以结束了。”毛泽东告诉陈毅，中央已电告华中局：陈饶的争论是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在内战期间、抗战期间是有功劳的，不能对他发生误解。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与毛泽东同志的争论，是属于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路线的性质，而且已经正确解决，不应再提。这就否定了饶漱石强加给陈毅的最要命的——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令陈毅如释重负。

　　作为华中局代理书记的饶漱石，在这场斗争中无疑是失败了。但他的目的却达到了一半，虽没有从根本上打倒陈毅，却起码把陈毅赶出了新四军军部。同时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虽然遭到否定，但却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自己能够洞察秋毫，一贯地拥护毛主席。这就是权术，饶漱石没有失去什么，仍然高居华中局一把手的位置。1943年后，饶漱石正式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重要职务。

　　由于饶漱石的关系，中央上述精神在华中局、在新四军内部被严格控制在极少数人知道的范围。黄花塘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是谁非？在广大新四军官兵中间始终是个难解的谜。更何况，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的动机，中央还不能秋毫洞察，有很多很深的思想关系，故而把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的争论暂定为工作关系上的争论，只证明了陈毅不是“一贯地反对毛主席”，就此罢了。而深层次的内部矛盾只字不提。中央仍然没有任何指责饶漱石之意。

　　所以说，以历史角度来看，黄花塘事件当时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并未还其历史之本来面貌。陈毅在延安自然口服心不服。

　　陈毅心情通畅后，整天与人下棋喝酒，这引起康生这个人的反感。他一再压陈毅，让陈毅承认饶漱石的华中局领导。而陈毅硬是不表态，所以陈毅真的以延安为家，不准备回华中和华东根据地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才给陈毅做工作。鉴于陈毅始终不肯向饶漱石低头，不得不把陈毅的工作重心放到华中来，在华中遥控华东，军事上由粟裕独挡一面。但长期的回避不能解决问题，陈毅总要到华东去，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主动讲和，谅解了饶漱石，在某些问题上对饶漱石表示谦让。在其他战区，司令员直接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而唯独华东不同，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却由饶漱石担任。  

    饶漱石阴谋彻底暴露，陈毅如释重负

　　1953年12月，陈毅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与此同时，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阴谋暴露。十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华东同志、中央同志关系的饶漱石，其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真面目终于被揭露了。中央召开了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查清了饶漱石当时和历史上的问题。随着饶漱石政治生涯的终结，当年他策划黄花塘事件的企图也一目了然。正如陈丕显所回忆的那样：“饶漱石斗争陈毅同志，赶走陈毅同志的黄花塘事件，完全是饶漱石篡夺新四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这是历史给予黄花塘事件的公正结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作此诗篇，正是他黄花塘事件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