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一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陈毅在会后，也致电中央，简单陈述黄花塘事件的大概经过，要求赴延安学习。不久收到延安回电，命令陈毅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起草和讨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告别了妻子张茜，满怀惆怅地离开了生活战斗了达四年之久的淮北大地，奔赴了不知前途如何的西行延安的路程。

　　陈毅走后，余波尚未平息，黄花塘又起了事端。1943年底，陈毅离开了军部还到一个月，饶漱石便召集华中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开会。由于通知上没有注明主要开会内容是什么，再由于陈毅去延安其中必有缘故，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不愿意再卷入这场是非，所以各战略区的一把手们如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等都没来，只是派了第二把手，有的甚至派了个参谋长来参加会。

　　还是在黄花塘饶漱石的住地，会议开始了。饶漱石告诉与会者，陈毅同志过去一贯反对毛主席，不适宜再在军部继续工作，调往延安了。他还具体说明了陈毅的所谓八个问题。饶漱石最后宣布，大家回去后，将此精神向分区、地委、行署负责人传达。?

　　毛泽东告诉陈毅，中央已电告华中局：陈饶的争论是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陈毅立刻起程赴延安。1944年元旦前后，陈毅到达位于左权县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受到一二九师负责人邓小平、滕代远的热烈欢迎。3月17日，陈毅抵达延安。陈毅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等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许多领导人，自1934年在中央根据地分别之后，已经将近十年未见面了。

　　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陈毅除了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将满腔的委屈，即与饶漱石的矛盾向毛泽东倾诉。但处于裁判地位的毛泽东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讲。关于这件事，华中曾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表示：“我欢迎你这个态度。”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陈毅心情有所好转，对华中工作颇为挂念。善于知人的毛泽东自然心中有数。3月15日那天，他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热忱地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和处理方式上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遇事揣测，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