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右二）、邓小平（右三）、饶漱石（右四）等在西柏坡

    在新四军的历史上，客观上一直存在着军政主官不和的现实。先是首任叶挺与政治委员项英间的分歧与争议，某种意义上造成了“皖南事变”的发生和突围中的被动。尔后刘少奇任政治委员，与代理军长陈毅共事，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但1942年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到中央工作后，代理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为争夺党的一元化领导之后作为一把手的华中局书记一职，向代理军长陈毅发难，最后使两人的关系愈来愈恶化，并以饶漱石攫取了华中局书记一职，将陈毅赶出新四军军部的暂时胜利而告终。但历史终究会拂去其表面上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1953年底高岗、饶漱石的阴谋败露之后，饶漱石排挤打击陈毅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上任伊始的饶漱石 对直言相劝的陈毅心怀不满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壮烈牺牲或被俘。其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被叛徒杀害。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显得愈加重要，成为华中地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位高权重。

　　1942年3月，刘少奇调中央工作，并推荐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鉴于陈毅资格老，威信高，为争夺华中局书记之位，善谋权术的饶漱石对陈毅发起攻击，企图将陈毅排挤出新四军，从而造成新四军与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历史上为时十余年之久的陈、饶不和。

　　1942年5月以后,整风运动由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阶段转入全党整风阶段。在华中华东根据地，形势极为严峻。数万日军和几方伪军分成十多路，扑向淮北和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被迫由苏北盐城一带，转移到津浦路东黄花塘村。到1943年秋季，华中局和华东边区根据地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以使思想达到与党中央高度的一致。但也有人把整风当成整人，别有用心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饶漱石就属于这类人。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留学英国、法国、苏联，回国后参与工会系统的领导工作。1935年再次赴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由于新四军政委项英私自离队，党中央来电指示由饶漱石与叶挺全权负责指挥部队突围，重大军事行动由军长叶挺下最后决心。由于战局急剧恶化，党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示部队“可与包围部队首长联系”。在被包围后，饶漱石极力说服叶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下山与国民党军队谈判，叶挺下山后被扣押。部队被打散后，饶漱石被俘。他利用身上藏的新四军军费黄金，买通了狱卒，逃出了监狱。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饶漱石从皖南经上海，辗转来到新建的新四军军部盐城，被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任命为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与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一起共事。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心胸狭窄，又“颇不安分”；很重权欲，又有一套整人权术。为了一统淮南根据地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饶漱石开始了排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活动。

　　早在1942年，党中央就筹划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这已经是中央给华中局的第二封电报了。

　　华中局则回电中央表示：“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1942年1月20日，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会总结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显然，此时的刘少奇并没有看清楚饶漱石的真实面目，对饶漱石是非常信任的。这对于野心勃勃的饶漱石来说，无疑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机。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到党中央工作，由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委。当众人纷纷挽留刘少奇时，饶漱石却阴阳怪气地说：“少奇到中央工作，去当大官儿了，我们不能影响他个人前程。”大家听着都感到很别扭，虽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让人听起来有些不舒服。

　　刘少奇走了，华中与新四军的大权掌握在了饶漱石的手中。饶漱石很清楚，自己资历浅，缺乏党政军全面的领导经验，对各方面又了解甚少，不敢上任伊始就夸夸其谈，不得不向代理军长陈毅请教。性情耿直的陈毅毫不做作，光明磊落，毫不保留地向饶漱石传授经验，指点迷津，对饶漱石热情相助。

　　饶漱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分不好，他说：“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先小人，后君子。”一般干部鉴于饶漱石的地位，畏惧其打击报复，对他虽有意见，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陈毅反映。襟怀坦荡的陈毅，根据大多数同志的反映，对饶漱石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评帮助。但饶漱石心中很是恼火，表面上表示虚心接受。当他看到陈毅不拘小节，谈笑风生之时，以独有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部分干部在他的周围时，又对陈毅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陈毅那里门庭若市，而自己门前却门可罗雀。

  借整风运动之机，饶漱石对陈毅发起突然袭击

　　1942年5月，华中局与新四军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0日饶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漱石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

　　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于陈毅一身。在此期间，陈毅除了大力指挥华中全区夏收、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外，他的工作日志上还有许多其他项目。区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抗大的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等，他都亲自安排，召开或出席会议，讲话、上课、写文章。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军部的许多干部不禁对这前后两位代理书记开始议论。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不少人对此本来就颇有微词，大家对富有斗争经验、威望高的陈毅称赞较多。陈毅虽也听到一些，却未予重视，而缺乏群众基础的饶漱石却倍感压力。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给饶漱石以新的触动：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是谁还是个未知数。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光辉战绩，随时都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书记。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善于投机的饶漱石为此惴惴不安。

　　到1943年秋季，华中局和华东边区根据地的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了。饶漱石知道，1929年，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在主持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对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指责，致使毛泽东被撤掉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陈毅接替了毛泽东的位置。后经周恩来批评后，陈毅又将毛泽东请了回来。

　　饶漱石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

　　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由来已久。饶漱石也知道，华中局的干部们对他这个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见不少，有的相当强烈。饶漱石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口头上说是自己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村调查》之后很受启发，要联系实际，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因而到40里外的大刘郢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他临走前还专门作出部署：整风中意见激烈尖锐时，马上通知他。

　　8月13日，按照原定计划，陈毅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陈毅动员之后，大家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并且越来越集中。政治部的干部纷纷讲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点果然集中到饶漱石的身上。由于时间不够了，而大家发言的劲头却越来越大，陈毅不得不宣布第二天继续谈。陈毅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

　　第二天的会议更加热烈，许多人的言词是相当尖锐而激烈的。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他根据大家发言整理的材料送请审阅，饶漱石却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漱石在农村搞调查，机关开会提的意见怎么会“早知道”了呢？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政治委员的“事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后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远离了陈毅，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在黄花塘村，饶漱石列举了陈毅的“十大罪状”

　　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组织的整风会议在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举行。参加会议的成员是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各师的负责人。陈毅进来后，坐在了饶漱石指定的位置上。饶漱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表情严肃地说：“诸位，今天是陈毅作自我批评。此人经历复杂，问题很多。大家要认真听，要认真记录。为了帮助陈毅认识自己，待他发言后，你们要认真发言，对他的错误要毫不留情，要彻底揭露，并彻底批判。”饶漱石说完这开场白后，转脸针对陈毅严肃地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平日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待清楚，不准蒙混过关。”

　　饶漱石带有威胁性的语言，不仅使所有与会者感到震惊，就连陈毅都感到这不是在自我批评，简直是在审问犯人。陈毅心中骤然起了疑问，这是什么意思？你饶漱石把我陈毅看成是阶级敌人？怎么这些话说得这么难听？但耿直的陈毅还是想，这是党内会议是严肃的话题，既然是自我批评会议，主持人如果轻描淡写，很容易使整风流于形式，严肃点好。反正自己错误缺点是有的，批判也无不可嘛！即使是有什么名堂，我陈毅行得正，走得端，光明磊落，不怕你搞阴谋诡计。

　　陈毅迅速恢复了安静的神态，坦然地看看大家，拿出发言提纲，开始作自我检查。陈毅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把自己的经历向大家介绍一番，从勤工俭学到参加大革命，从投身南昌起义领导湖南暴动；谈到与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参与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从第一次反“围剿”谈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直至抗日战争。他主要的是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在指挥一些重大战役决策上的失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哪些胜利是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哪些失误是自己主观上判断失误等，整整地侃了一天。

　　大家静静地听着，不时地作着记录。整个会场是陈毅一个人说，众人洗耳恭听，无风无浪。不同的是，饶漱石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还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

　　饶漱石最后宣布，晚饭后继续开会，对陈毅的自我批评进行评议和开展批评帮助。陈毅发完言，感到紧张而又轻松。说得对不对，反正是放下了包袱。

　　吃完晚饭，所有与会者都端着水杯来到了会议室。会议仍由饶漱石主持。他咳嗽了几声，暗示下面安静，他要发言了。饶漱石环顾众人一眼，用冷冰的面孔说道：“陈毅居然作了一天的报告，这哪里是自我批评？分明是在评功摆好嘛！

　　明明为自己歌功颂德嘛！往脸上贴了一天的金。虽然也说了一些批评自己的话，但是全是些鸡毛蒜皮的错误，那也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地略微带过去了。”“据我所知，陈毅从参加革命那时算起，就怀着升官发财的个人目的，虽然革命生涯20余年，风风雨雨有所建树，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概括起来，有十大错误吧！”

　　接着，饶漱石列举了陈毅的“十大错误”：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到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中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

　　饶漱石一气呵成说完了几个月来挖空心思想出的陈毅十大罪状，然后舒坦地仰在带有靠背的椅子上。饶漱石发完了言，会场仍旧是一片沉默。在一二把手严重对峙的这种时刻，大家都非常谨慎，没有人接着发言，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揣摸刚才饶漱石所罗列的“十大错误”。

　　饶漱石见无人回应与喝彩，会场气氛显得分外沉闷，不禁由尴尬变成愤怒。

　　他勃然大怒：“同志们！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家应积极投身进来，不能站在门外面徘徊，这可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对陈毅的错误，不能姑息迁就，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原则高度来认识。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新四军中的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影响。”

　　稍微停顿了一下，饶漱石然后更加严厉地说：“我代表华中局责成陈毅重新检查，如果仍然不能正确的认识错误，我们建议党中央重新派来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如果有谁对陈毅的十大错误认识不足，或者同情，或者包庇，则是对整风运动的态度问题，那就要受党纪处分，甚至会有撤职的危险。”

　　会场仍然是沉默无声。此时天色已经很晚了，饶漱石压住了心中的怒火，外面已是暮色深沉，估计今晚搞不出什么名堂了，再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延续到明天再开会。饶漱石于是宣布：“天色也实在太晚了。也不能怪大家，很多人没有准备，今天休会，回去都认真准备一下，明天陈毅重新检查后，大家再畅所欲言吧！”

　　陈毅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陈毅很快地意识到：饶漱石此次发难的目的，是想赶走自己，所以才利用整风的机会，搞臭自己。这可需要认真对待。事关自己的历史，事关自己的生命，军长当不当倒是小事，不能输在饶漱石的阴谋诡计上。

　　第二天，整风会议继续进行。整风会又开始了。饶漱石端坐在会议室，其他人也整齐地各就各位。陈毅抬头挺胸，竟无惧色地打开发言稿纸，抬头看了看张云逸，送去钦佩的目光。陈毅说这句话时，脸胀得通红，满脸充满怒气，语调高昂，颇具战斗性。他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用手解开了风纪扣：“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申辩性发言。”会场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在详尽而如实陈述了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由政治部主任陈毅支持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和陈毅当选前委书记的经过后，陈毅质问饶漱石：“你是否知道，毛泽东主席离开红四军后，又是谁把他重新请回红四军岗位的吗？是我陈毅！”

　　接着，陈毅开始逐条反驳饶漱石列举的其他“罪状”。没等陈毅反驳完，早已惊慌不安的饶漱石打断了陈毅的讲话。“现在让你重新检讨，重新作自我批评，不是让你再次摆功劳。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的书记，我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饶漱石说完，将目光转向参加会议者：“你们变哑巴啦？有什么意见大胆讲，怕什么！”迫于饶漱石的淫威，大家被迫对陈毅展开了违心的批评。

　　会后，饶漱石利用华中局、军部主要领导成员的名义，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罗列陈毅十大错误，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饶漱石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漱石在十一年后阴谋败露后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煽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