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义和团运动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杀死，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洲、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参阅本报2月8日《北京城里的澳洲军旗》)，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北极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气，不见兔子不撒鹰，当英国表态希望日本出兵2万~3万人时，它依然要求英国驻日本公使帮助向列强征询意见。俄国和德国起初坚决反对，但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各国与驻北京使馆的联络全部中断，也只能同意动用日军。英国方面更是起劲，主动表示日本出人、英国出钱，所有军费由英国负责。经过这样的千呼万唤，日本才宣布派遣驻扎广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五师团进军中国。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政府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而保持严明的军纪，展现日本军人的“新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中国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中国福建时，日本政府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

　　自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重点转向北方，四年后爆发了惨烈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

　　“闷骚”的尴尬

　　日本在八国联军中表现得十分低调，除了本身在中国福建的战略考量外，还有被迫韬光养晦的无奈。此时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扬的“黄祸论”的首要攻击目标，除了英国老大哥外，日本其实已经被西方孤立了。而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时机，而关键就在于既要“任劳”，也要“任怨”。

　　日本此前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动下，“黄祸论”在西方甚嚣尘上。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国和德国，对中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八国联军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1896年与李鸿章一道参与沙皇的加冕仪式，也先后顺道访问了柏林，李鸿章到处受到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而山县有朋则只得到一般的接待。

　　种族战争此时也成为日本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日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近卫笃麿公爵，在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近卫笃麿公爵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参阅本报2009年6月8日长篇《黄祸：中国威胁论的前半生》)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友情攻势，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两国大演双簧，分别夺取了青岛和旅大，伤透了心的大清国，再度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变成一对“欢喜冤家”，并且在军事领域率先进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导其事的正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调门最高的张之洞。

　　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进入为期10年的蜜月期，而当“戊戌政变”后，重新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慈禧太后亲自拍板，大清国派出了密使，携带专供两国皇室联络的密电码，希望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高规格接待，但是，面对西方铺天盖地的“黄祸”论调，对于大清国抛出的结盟绣球，日本最后并没有接受。

　　当义和团运动给列强们攫取在华利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时，日本却陷入了作为“闷骚”的两难处境：既想浑水摸鱼，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觉和恐慌，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撕下面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国联军这根钢丝上的精彩表演，收获巨大。

　　经此一战，日本与大清政府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得到了加强。日本人在北京占领期间显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给大清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国朝野当做了效仿的榜样。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而日本则成为中国的第一教父。

　　在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日军，令日本在此获得了显著的“主场”优势。西方也没有被俄国刻意鼓动的“黄祸论”吓倒，英国人甚至反唇相讥，认为真正的“黄祸”并非是日本，而是俄罗斯，这大大帮助日本减少了国际压力。这场中日亲善的喜剧，在日俄战争后，因为日本完全继承了此前俄国所攫取的在华特权，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后发现：最该当心的还是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背后，是丝毫不亚于北极熊的贪婪和冷酷，并在三十年后彻底暴露出了野蛮之师、虎狼之师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