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善人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

　　胡雪岩在成为大清“首富”的同时，也同样成为大清“首善”，只不过，这两个头衔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

　　胡雪岩的慈善事业，与他的“商业”一样，可靠的史料并不很多。大致上，他的慈善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家乡的行善。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受到重创，战后，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 “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称号，“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庄谐选录》)

　　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积极捐助。比如，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精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时，他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间，胡雪岩积极捐赠，“为陕西捐银5 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 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光绪朝东华录》）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胡雪岩的这些善举，收益也是很大的。“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庄谐选录》）胡本人的级别，因此一路上升，直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子以母贵”，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胡雪岩自己也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越缦堂日记》）攀上了人生的巅峰。这些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

　　在这两种慈善行为中，第二类其实是完全围绕左宗棠而进行的政治贴金游戏，积极响应、热烈号召、慷慨解囊的背后，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左宗棠。这种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也成为胡雪岩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几乎每捐一笔，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相对来说，第一类在家乡举行的慈善行为，相对功利色彩较少，但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 （《越缦堂日记》），这个“饵”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

　　胡雪岩的产业之中，有一家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这成为胡雪岩作为“大善人”的重要证据之一，因其对内要求“戒欺”，对外宣布“真不二价”，并且常对贫民发放免费药品，而被后世奉为慈善的典范。其实，对于任何商业来说，“戒欺”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至于“真不二价”，这与其说是一种奉献，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定价策略。而胡庆余堂为贫民免费发放避瘟丹等常用药，即使在高阳那本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描绘的著名小说中，也承认这无非是一种广告策略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胡庆余堂从来都是一个营利机构，而且盈利能力相当不错。即使在胡雪岩败落之后，胡庆余堂的股份被其子孙卖出，新的股东也照样每年为这一“名牌”而给胡家支付红利3000元，成为胡家子孙们一笔重要的“外财”。在胡雪岩的产业链中，没有一项产业如同这家药店一样，不仅成为供应利润乳汁的奶牛，而且还供应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双丰收。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而那些“胡氏商道”讲师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胡雪岩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慈善二奶”居然还自带嫁妆——善款本身就来自于“特种”经营的收入，而慈善又巩固和加强了“特种”经营。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胡当时的慈善捐款，累积约为20多万两，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12%计算，仅胡雪岩从“西征借款”中浮冒所得的288万两，每年也能稳得34.56万两的利息，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慈善产业”，本小利大，傻瓜也不会放弃，何况胡雪岩如此冰雪聪明的人呢？

　　冰山融化

　　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能捞钱、又能捞名，胡雪岩自然奠定了“首富”和“首善”的地位——尽管只是在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因此，当小小的生丝生意扳倒胡雪岩时，不仅舆论愕然，他自己也一时懵懂而不可理解。

　　“胡大冰山”的融化，是在1883年的冬天，而在这年的10月份，胡雪岩还死死咬住自己的生丝存货，只“卖”给了怡和洋行2000包，还是合伙经营。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一个月后，11月29日，胡雪岩将所有的生丝存货卖给英商的天祥洋行(Dodwell & Co)，售价并不低。但是，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他贱卖，如《异辞录》上说：胡雪岩“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而其原因是“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显然，在这关键一点上，野史与正史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更为吊诡的是，胡雪岩将生丝存货出手后仅两天（12月1日），他的阜康钱庄就轰然而倒，随后居然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和产业链，闹到了破产抄家的地步。这种时间上的“无缝链接”，自然很容易令人将生丝脱手与阜康倒闭联系在一起。12月6日的《申报》也指出：“有谓其（胡雪岩）丝货亏折者……然丝货业经售出，纵有所折，亦未至若是速也。”也有分析认为，胡雪岩虽然将生丝存货出手，“惟价银恐须陆续收回，一时未悉数到手”。这些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胡的生丝存货虽然脱手，但是货款未必能回收如此之快，如果这种资金的缺口高达上百万，即令胡雪岩果真有2000万的家底，其流动性的匮乏，也足以致命。

　　问题恰恰在于：此时的大清国金融市场，银根极为紧缺，流动性全面匮乏。

　　1883年对于大清国乃至全球来说，都算得上是个灾年。上一年源自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上海，本土钱庄接连倒闭。这些钱庄资本金极低，依靠山西票号及外资银行的短期拆借运营，谋取暴利。并且，在1882~1883两年，作为大清国改革开放象征的大型国企，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也纷纷登陆上海股市，令上海股市迅速泡沫化。到1883年9月，大清国企股票的泡沫破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这些“牛股”都变身为“熊”，开平股价从260两开始跳水，先是下跌至70两，最终居然跌至29两；招商局股票也跌至34两。与上年9月相比，这两家公司的市值足足蒸发了87%。而本就超负荷运营的钱庄，此前大量购进了这些股票，被深度套牢。1883年10月份，谨慎的山西票号与外资银行同时收紧银根，钱庄资金链立即崩断，而此时的胡雪岩还在咬牙坚持，不愿意将生丝存货脱手。

　　在银根收紧、市道萎靡的同时，中国与法国在越南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谣传法国舰队可能会攻击上海，这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恐慌。而对于胡雪岩来说，当年意大利生丝的大丰收，彻底击碎了他继续囤积生丝的梦想，只能赶紧脱手。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说：“(1883年)生丝行情波澜迭起, 六月时预测, 生丝产量要低于常年的平均水平……同时又传闻意大利的生丝生产欠佳, 因而上海市场生丝价格飞涨, 中国商人多从内地出高价收购。但新生丝从中国内地运到上海时, 销路不佳, 又因已证实意大利生丝丰收, 外国商人由此断定生丝的需要量已经足够, 不收买胡光墉手中量达14000包的存货。在三个月之间, 胡光墉不肯降价, 外国商人又观望不买, 以致市面呆滞。”（英国国会文件BBP，China，No.1, 1884)

　　胡雪岩其实是幸运的，他的生丝成功脱手，损失并不惨重。但是，款项的回收还要一段时间。致命的是，作为左宗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此时被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牢牢锁定了。李鸿章的助手盛宣怀亲自坐镇上海，组织对胡雪岩的“定点清除”，致命武器就是 “西征借款”中一笔即将到期的还款80万两。

　　根据“西征借款”的合同规定，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负责接收和管理借款，也负责归还本息。而根据官方的统一安排，“西征借款”由各省分摊还债，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由上海市长（“上海道”）汇总后，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

　　如今，这笔80万两的还款即将到期，各省的解款也都已经到账。但是，关键在于，此时左宗棠虽然是两江总督，但“上海道”邵友濂却是彻头彻尾的李鸿章派系人马。“县官不如现管”，李鸿章、盛宣怀要求邵友濂用各种办法，拖延此笔款项20天。“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勒之不予，光墉（胡雪岩）迫不可耐” （《异辞录》）这20天，就是盛宣怀发起攻击所需要的时间。

　　上海道的款项没能及时拨过来，而外债却事关国家体面，一天也不能拖延，根据合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便先垫付了80万两，这令胡雪岩的资金链更为紧绷。

　　掌控着全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资金调动情况了若指掌。待80万现银离开胡雪岩的账号，盛宣怀立即大放风声，说是胡雪岩因生丝投机失败，巨亏之下，已经难以为继，鼓动储户们提取存款。

　　挤兑风潮首先攻击了阜康钱庄在杭州的总部，随即引发雪崩效应，全国各分号都同时受到挤兑。

　　《申报》将这种挤兑的原因，归咎于胡雪岩处置失当，导致内部资金短缺的问题暴露于世。1883年12月3日的《申报》说：“阜康雪记，巨号也，名埠皆设立庄口，专作汇兑。前日因有解出银数十万两，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紧，一时无从调补，其经事人竞避往宁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弥缝，遂也停歇。”而此时的胡雪岩，既不在上海，也不在杭州，而是在宁波设法说服当地的债权人宽容时限。

　　无论如何，此时“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异辞录》）到了这种时候，就算胡雪岩富可敌国，其许多资产也难以及时变现。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但已经无法控制泛滥的市场恐慌局面。更多的在阜康钱庄存了巨款的高级干部们，此时急红了眼，要求中央干预。中央于是发文：“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光绪实录》）。

　　多重打击之下，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于是，中央下令抄家。当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仁和两县令，带兵前往胡雪岩的豪宅抄家时，发现其“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到了这种地步，户部居然还要将胡雪岩当年因“西征借款”而花费的“行用补水”（公关开支）10万两，从胡雪岩的“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这令左宗棠十分尴尬，因为根据大清国的财务制度，这笔开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正项报销，实际上也已经左宗棠签字，处理完毕的。左宗棠自然要帮胡雪岩、也帮自己顶一顶，但并无效果。不久，左宗棠因病离任，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也帮胡雪岩说话，但中央依然不松口，要求从胡雪岩备抵产业的变卖价款中扣出，这令胡雪岩至死还亏欠着公款。待到左宗棠病逝（1885年7月），户部尚书阎敬铭干脆要求中央将胡雪岩“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并将其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逮捕胡雪岩的命令尚未执行，胡雪岩就在郁闷中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