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72至73年间以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对挽救党和国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周恩来称他为“好同志”，并安排他从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来还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表示了他对邓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劳动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周恩来正式通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恢复了领导工作。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1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清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2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2，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除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赞成这个《规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却使周恩来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