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是世界性课题，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更无法回避，不仅是经济上的课题，也是政治上的课题。二次收入分配对调节两极分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做好二次分配工作应是机制改革的中心工作之一，符合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二次收入分配，也称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下面我主要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二次分配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学上有个两部门经济模型假设，从这个假设基础上逐步推导，就构成了三部门、四部门等经济模型。两部门经济模型假定只存在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家庭部门代表一个经济社会中所有的家庭或消费者，企业部门代表一个经济社会中所有的企业或厂商。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家庭部门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向企业部门提供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从而形成要素市场的供给；二是从企业部门购买消费品，形成产品市场的需求。企业部门的基本功能也有两个：一是从家庭部门购买生产要素，从而形成要素市场的需求；二是将消费品卖给家庭部门，形成产品市场的供给。居民消费与企业生产构成等式，供求关系平衡，经济会不断良性循环，当然前提是保证充分就业。

　两部门经济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用中国举例，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为了解决生老病死和教育等问题，普通居民都有“储蓄偏好”，储蓄就不可能购买企业生产的商品，也就是说每一次生产和消费循环之后，居民都会将工资收入中的一部分储蓄起来，造成流动性下降，企业生产资金就会越来越少，不良循环产生。为了调整这种关系就出现了银行，银行的作用就在于将居民储蓄重新贷给企业，补充企业资本，促其生产，带动就业，促进消费，有效润滑经济链条，在这里，我们发现银行的关键作用是调节供求关系。由于银行货币乘数的存在，经济的规模就被放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经济发展得比较快速，银行改革非常关键，因为在改制前，银行没有充分认识到货币乘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货币乘数一旦过大，流动性过剩，经济就会出现过热的情况，通胀情况就会严重，系统性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央行就要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来调节。

　由于国人对未来保障的担忧，造成了居民储蓄过多，储蓄不能流入企业生产中，经济就会出现紧缩，于是国家就采用了计划，确定大型投资项目或重点扶植产业发展，引导大量的银行储蓄流向社会，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循环，这就导致了银行利润大增，银行的利润不断大幅增加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银行成为了一个利用居民储蓄再造财富的过程，这个过程等于不断截留社会财富，最终会破坏经济良性循环，所以国有银行的三分之二的利润都上缴给了国家，这就让二次分配变得更为重要，同时还引发了对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思考。另外，国家推动的大型项目中出现了腐败行为，譬如高铁项目等，这又造成了一次分配中存在着严重不合理的问题，扩大了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会严重阻碍消费，譬如一个人拥有10亿，那么他消费1亿-2亿就满足了他所需求的一切商品，如果这10个亿分配到1000个人手里，平均每人100万元，他的消费可能就是50%，或者更高，这是个边际消费问题，所以两极分化会严重阻碍消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腐败对经济的消极作用。由于第一次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所以我们更要强调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与合理性。

　而经济模型并没有两部门那么简单，因为在经济活动中还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政府。政府有税收，多年以来，中国的税收总额一直在大比例增长，财政宽裕，所以政府的支出也相应增加，这也是公务员相对好过的原因之一。但是税收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就相应减少，这是一个矛盾，这就体现出财政收入分配的重要性，财政收入的分配不仅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国家行政和国防安全、自然灾害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健全保障体系，加强转移支付这样的负税收手段，消减两极化差距，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协调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发展。

　二战后，西方逐步建立了福利制度，“福利国家”的概念产生，福利国家加强了国家在国民收入调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对资本家等收入高的人群加征很高的个人所得税，用于二次分配，使国民收入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趋向均等。但是福利国家近些年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双赤字逐年扩张，难以维持这种福利体制，为了继续维持这种体制就只有不断向外部转嫁危机，金融化和货币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由此带来了诸多世界性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福利的认识往往是可增不可减，所以在国家双赤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就不敢轻易削减福利，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发展还要不断扩大财赤，这就让问题越累积越复杂，这已经是美国等西方福利国家尾大不掉的问题，债务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结构下产生的。

　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对福利问题的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高层担心中国过早产生福利病，暂时难以实行大规模福利，那么采取“周期性福利政策”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或者在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应确定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对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保障，当经济好转与两极分化减小后再逐步取消这些保障，让“周期性福利政策”与正常的保障体系并存，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助，这样就会更合理地利用二次分配解决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周期性福利政策”的提法也完全符合补偿性、自发性财政政策与原则。

　另外，在深入研究国企问题、垄断问题时，同样会发现二次分配是缓和这些矛盾的重要手段，打破垄断或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的单一路径，更重要的是做好二次分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促进良性经济循环的基本准则，利国利民，这对于调整当下的两极分化与社会矛盾有积极的意义，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说国家当前做好二次分配是王道，在二次分配问题上要清醒，不能出现“认识时滞”与“决策时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