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工具拖龙

消防工具小洋龙

　镇江的水上救生会随着西津古渡的开发、修缮、展出，揭开了历史的帷幕，然而，还有一个救援组织——救火会，依旧被历史的尘埃遮掩着。

　据镇江市志记载，1920年镇江商会杨贻甫等人发起组织救火会，各行业协会纷纷效仿，也陆续组建了自己行业的救火会。这些救火会因在救火行动中相互联系支援，久而久之又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救火系统。

　当年的救火会是什么样子？

　救火会属民间义务互救性质，自行选址。资金由各行业协会摊派、募集。人员由各协会所属店铺年轻力壮的店员、小业主组成。

　救火队员们每周抽出一定时间来训练，内容也就是举举石担子，甩甩石锁，打打拳，跑跑步等体能训练。救火的设备、工具、防护极简陋，“王牌”也就是铁架车装上手掀泵的“救火龙”，上面挂着一只大铜钟，出动救火时，一边跑，一边铜钟叮叮当当直响，声音传得老远老远的，行人听到赶紧让路。据说救火龙在去救火的途中撞死人是不负责任的。

　救火员配备的工具就更少了，仅有挠钩、太平桶、太平斧和一种攀爬用的带钩子的绳索。晚上出动则配备了一种特制的火把用来照明。这种火把由两部分组成，上部是一空心铜球，内灌火油，球顶有一铜管，管内塞上棉花作为灯芯，球的两侧各有一根短轴；下部是一顶部装有铁叉的长木柄，叉的两枝各有一环，铜球两侧的短轴插入其中，可自由转动。救火员的防护用品除橡胶雨衣、胶鞋、手套外，稍有特色的就是一顶铜盔。这种铜盔顶部有一道山脊形的突起，后部较长直至后脑勺，用以防止救火时燃烧物掉入颈部，其形状很像古罗马时代斯巴达克武士的头盔。

　救火会的指挥中心设在城西阳彭山顶最高处，是用木头搭成瞭望台，一年到头，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人值班。上悬大钟一只，一旦发现火情立刻敲响铜钟，先是敲一阵子乱钟，警报发生火情，接着按城区事先划分的区域编号反复敲短钟，告之火灾发生的区域，指示各区救火会救火。此外，各区夜晚还有义务人员巡逻，一旦发现火情，敲响铜锣，召集居民救火，同时奔赴最近的救火会报警，出动救火人员救火。

　救火队员为保平安舍生忘死

　当时的镇江，民居、商号绝大多数是砖木结构的房屋；此外，古楼岗、大校场、黑桥、云台山等地本地的贫民和来镇谋生的外来户搭建了大量的窝棚和草房居住；加之烧水做饭都是老式灶台，周围堆着大量的柴草，每到天干物燥的季节，发生火灾是常有的事。救火会在灭火救灾保一方平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各行业协会、商家积极支持，出钱、出人甚为踊跃。至1948年大小救火会已发展到14家，会员达597人。这些救火会的队员们也不负众望，忠于职责，尽管设备简陋，工具落后，但他们不畏艰险，舍生忘死保一方平安。他们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载入镇江史册的。

　据我所知，仅1948年就有两次记载：

　第一次是：四月六日午后二时半，金山寺突起大火。西区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阳彭山火警钟声大作，各区救火会纷纷出动，救火龙的警钟声，包着铁箍的车轮碾压石子路面的咣当咣当声，救火会员边奔跑边吆喝让道声打破了古城的宁静……这一场大火烧了近三个小时，大雄宝殿、藏经楼、方丈室、大禅堂、问梅轩等三百余间房屋，很多佛像、历代名人字画经卷都被烧毁。在救火行动中，队员们不顾木材外裹的油漆、佛像油漆燃烧时发出的刺鼻的烟雾毒气，不顾熊熊烈火的熏炙，不顾房倒屋塌葬身火海的危险，拎着水桶，手持挠钩，怀抱水枪，一次一次冲向火海，终于扑灭了大火，使这座千年古刹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第二次是：六月十七日上午，位于河滨公园运河对面的燮源昌桐油号，工人炼油时操作不慎引发大火，迅速蔓延至存放着十几桶桐油的草棚仓库。当救火队员们到达现场时已是烈焰腾空，热浪冲击下的散碎燃烧物漫天飞舞，落到哪里烧到那里。正当队员奋力救火时，随着一声接一声的巨大爆炸声，桐油桶爆炸了，桶内的桐油变成火雨到处喷溅，喷到哪里就粘在哪里烧，抹不下，甩不掉，赤裸的皮肤一旦粘上就烧得吱吱直响。当时，有二十多位救火队员头、脸、手及身上被火雨喷上。在现在万祥商厦马路对面，那时有家理发店，老板是救火会队员，参加了那次救火。曾听他对人说：身上着火的队员，有的在地上翻滚，有的拼命撕扯着火的衣服，有的抢过别人拎着的水桶向身上泼。更为惨烈的是，有几位带着浑身直窜的火舌，纵身跳入旁边的运河中。这位理发店的老板救火后也留下了“终身的纪念”，脸上落下了一脸的疤痕，一只耳朵只留下一个耳孔，另一只仅留下一点肉瓣在耳孔外。

　这次救火行动以赵超俊、贡松、马承群、仇麟喜、王少卿等五位义士的壮烈牺牲，十人重伤，六人轻伤的代价，保住了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

　为纪念这次救火行动的伤亡者，火灾发生地原新西门桥河边路被改名为义士路；五位义士的遗体被合葬于南郊林隐路旁，大书《五义士墓》，供后人瞻仰、凭吊。

　这次救火的壮举，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各界的大爱之心，纷纷慷慨解囊，集资购万国牌汽车一辆，改装后赠给救火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前镇江唯一的机动消防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