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曾到重庆后很少外出，抱病躺在兵工署办事处。我找李式伯、杨毓芳、王铨、周有迁商量，私下去见杨继曾，听听他对我们的出路做些什么打算。杨很坦率地说:“大局动荡，难以收拾，你们管好厂就行了，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哪边都需要，不会有问题，我必须去台湾，因家属已被送走。”对他这种谈话，我们听了又惊又喜，但我们仍存戒心，不敢说出心里话，也借机提出一些要求。一、管好工厂是我们的职责，但有人声称把我们送往台湾，我们怎么办？二、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有人要索取我们将如何对待。三、工厂上万人要生活，经费断了，我们难以应对，能否设法筹划些经费。四、开会时能不能讲讲如何应对当前形势。杨在离渝前的一次会上讲:“时局困难大家要同舟共济，各厂厂长要责无旁贷地管好自己的工厂，不得有误，不得擅离职守；各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没有兵工署的调令，任何他人及单位都不得索取……”

　　这些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事后他真从广州用飞机送来黄金、银元和钞票。收到这笔经费后，重庆各兵工厂在商议分配方案时决定，按各厂的经费比例分黄金和银圆，至于各厂自己如何分配，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厂自行处理。据悉各厂都是按级别分的，高级职务分得多，低级职务分得少，工人未分到金银，只分到些纸币。而我们二十一厂决定不管职务高低，不管工人还是职员，凡在工资册上注册的，包括临时工，每人都分三元银元。黄金纸币另行处理。我们分发银元时，为防意外，规定制成明细表，必须由本人亲自领取，当时不在厂的可补领，不容许代领，等等。发这三元银元时，我们一再向职工讲，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动用它。职工称它是“救命钱”。这事直到1956年我去重庆参加会议到四五六厂看望时，大家还念念不忘，特意拿出那时分的三块银元给我看。

　　至于分到二十一厂的1200多两黄金，保存在厂地洞金库里。从重庆市提取时与银元钞票同时运过江的，当时有武装警卫押运，至少那些搬运工和押运人员都知道运来了值钱的东西(具体内容不知道)。银元分完后，我一直盘算着，黄金怎么保存，那是个招眼的东西，平时有警卫，钱库不会出问题。可一旦时局乱时，就无法控制，安全无保障，黄金就保不住了。

　　我与唐凤鸣、封祝(会计处长)、杨孝绩(出纳课长)商量:黄金有一千多块，全厂约一万人，只好用集体保存的办法。最后决定:唐凤鸣、邵焌、封祝、周治同、陈霓和我自己各负责保管200两。这是1949年11月的事，距重庆解放已不远了。

　　我当天晚上将200两金条提回家里，半夜一个人把它埋在我卧室窗子下边，对家里任何人也没说过。后来我考虑再三，告诉了挚友姚尔康黄金埋藏的地方，嘱咐他万一我出了事，请他代我交给解放军。庆幸的是，这笔黄金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安全地交给了出纳课长杨孝绩，尔后都回到了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