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十一厂生产的“汉阳造”步枪标志

　我在重庆任职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的三年中，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三年中经费时有时无，很不稳定，在维持最低生产量的情况下，尽量节省一些钱，充实改善职工生活。因币值贬值严重，我们曾存了些棉纱、桐油、钢材、大米、食用油及燃用煤等，目的是为了保值，以便维持职工的生活。另外还在厂内发行过“点票”，以银圆为储备金，十足兑现。职工们将法币换成“点票”，在厂区内购买日用品。一时“点票”在厂区附近乡镇流通，颇受欢迎。后来，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张群打电话给兵工署办事处查询，因为那是一种变相发行货币的行为，为避免发生意外，只好收摊。

　由于二十一厂的作风不同于其他兵工厂，形成了孤立状态。抗战的艰苦时期，李承干老厂长以他的威望，在厂内外都能运转自如，而我这无威无望的人，维持这个厂则颇有难处。我只能靠全体职工团结合作，我必须真诚地依靠全体职工支持，向他们学习，重大厂务要多请教他们。我在接任厂长不久就组成了职工代表会，由150人组成，其中60％是由最有威望的工人中选出来的，它不是咨询组织，而是有决策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机构。那时按政府规定，各单位每周一举行“纪念周”，届时宣读孙中山遗嘱、负责人训话，完全是一个形式化活动。我们则利用这个“纪念周”作为职工代表会的活动时间，等于每周都有一次代表会，每次时间不长，更多的是借此机会向职工介绍厂内外的重要情况。如此就增加了工厂的透明度，从而使全厂职工更加团结。依靠职工代表会，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大问题的解决更使人感到职工代表会的重要性。如兵工署下令裁减工人，按规定厂里要裁200余人，以万人大厂减200人不应是什么难题，但当时的社会情况，失业就等于死亡。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人们停了工。停工后，人人都在岗位上，各工种的工人都站在他操纵的机床前边，但是不开车工作。我曾到各车间查看，我走到哪个车间，那里就开动机器，我一走出来，车间就停车，工人和我斗迷儿，实际上也是给我的最大的礼遇。我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不查不问为首者，并即时召开工人代表会，讲明一个人不减不可能，但要解决被减的工人如何安排生活，几天后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三大战役打响后，南京政府派要员回重庆策划把二十一厂的精华设备迁往昆明。来人声称为“保存国力”，要把二十一厂的工具、轻机枪、步枪、迫击炮、炮弹引信、热处理及发电等上千吨的设备、器材还有工人和家属，由重庆经过狭窄的沿山公路渝昆公路运到昆明，指定我为筹迁的主持人。

　抗战后，由于我国沿海运输线中断，二十一厂曾利用该公路从海防运进过一些物资，途中曾多次发生翻车丧命之事。为了保护这些国家财产，我们又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幸好国民党兵工署派来的王国璋是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彼此有共同语言。经协商，我们抓住国民党当局没钱和缺运输工具两大弱点做文章，把运输吨位大大加码，从而加大了运输工具的需要量及其支付的费用。这办法果然灵验，专程来重庆办此案的杨继曾似乎也不赞成迁昆之议，他收到我们提出的搬迁方案后，又加码向他的上级要车、要飞机、要钱，结果均无着落，迁昆之事从而告吹。

　当时杨继曾已接任兵工署署长，迁昆之事告吹以后，他又来重庆，召开了几次厂长会。会上兵工署特务机关稽查处长廖宗泽大谈为了厂长们的安全，必要时应派专机把厂长们送往台湾，并叫嚣不能把工厂的贵重物资留给共产党。他这么一嚷嚷，引起我们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