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上建立动态的学术评价体系，尽可能让职称评审中的指标量化和透明，使每个参评者做到心中有数，得之不喜，失之不忧。

　综合近期各地新闻可见，高校职称评审竞争异常激烈。先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因为“没能评上教授职称”对该院一名担任评委的教授大打出手，继而又有湖南警察学院的刘一兵教授被人举报，在宾馆开了套间，以便于申报职称的教师向自己行贿。

　如果说，武汉大学教授动武的事有辱斯文，那么湖南教授“开房收钱”的事已经不止于师德沦丧，举报内容一旦被查实，仅凭教育主管部门的处分是不能为此事画上句号的，还必须有司法部门的介入，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这已经涉嫌公务中的权钱交易问题。

　按照常理，警察学院的教授不会不明白在工作中“收人钱财，替人办事”意味着什么，之所以如此高调地“开房收钱”无非是利令智昏。试想一下，权限之内举手之劳便可得到数千元红包，有多少人能耐得住这种诱惑？而据报道，送钱评职称的事情在当地也并非近年才有，“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或许，收的和送的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潜规则”。有门路、善交际、肯送礼的在评审中占尽好处，而那些原本符合条件却评不上的也只能感叹自己“诗外功夫”不足。

　这样的职称评审已经严重扭曲学术评价体系。“送钱多者胜”的评审标准必然迫使很多教师放弃尊严，去讨好或收买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评委，而专业水准则被抛之脑后。“劣胜优汰”的遴选不需要持续太长时间，就足以摧毁正常的学术环境，届时名利之徒有名有利，而恪守本分的教师注定要怀才不遇。

　职称原本是对专业水准的一种认可，也是金钱和权力之外的另一种人生评价标准。所以，大学教师尤其看重职称评审，评上教授乃至一级教授，自己在学术上的探索无论多么辛苦都堪以告慰。同时，不能回避的现实是，职称又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还附加着各种看得到的福利和待遇。在大学中，职称有时还与课题项目和资金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便是淡泊名利的教师也很难完全从职称评审中超脱出来。

　要想真正杜绝职称评审中的种种问题，仅仅依靠教育主管部门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是不够的。主管部门的“零容忍”并不足以保证权钱交易的“零发生”。如果能从制度上建立动态的学术评价体系，尽可能让职称评审中的指标量化和透明，使每个参评者做到心中有数，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主观评价的弹性空间一旦被压缩，即便有评委想“开房收钱”，也未必有人肯送。这不但能够防止职称评审中滥用权力的现象，也有助于净化大学中的学术空气，让那些有德行有水平的教师活得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