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山东济南城管队员在执法时，一位抱着一个三四岁孩子的女商贩给城管队员下跪，城管队的杨珂见状也向女商贩跪下。事后杨珂称，下跪是为了与对方“平等对话”，也怕对孩子心理产生不良影响（7日扬子晚报A21版）。

　相逢一跪也能泯恩仇。城管与女商贩之间尽管没有恩仇，但却因履行职责的权力和谋求生存发展的权利的交集而产生了矛盾，双方被动无奈地对跪，也实现了避免冲突升级、化解矛盾的效果。这一跪，释放了多重信息，让人五味杂陈。

　这不是我们见惯的场景，这种模式所释放的一些良性信息让人欣慰。

　但执法管理者与被管理对象的对跪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尴尬，对跪的双方虽然实现了所谓的“平等对话”，这种平等却是以双方的自矮半截为代价，权利和权力都保持了一个不正常的姿势，充满了苦涩和无奈。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卑微的平等或者畸形的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绝对的平等、健康的平等。

　其实，在法治语境下，女商贩完全不应该下跪，执法者也不必对跪，女商贩只须“站着”表达诉求，执法者也只须站着履行职责，双方应该“站着对话”，从而实现“站着平等”。只有“站着平等”才是权利和权力的对等，才符合公平和理性，才能确保法治的尊严。

　执法者必须充分表现出了“站着对话”的诚意，商贩自然就会逐渐受到鼓励，就会形成“站着”发声维权的习惯，而“站着平等”也就成为正常普遍的现象。（河北 李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