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残抚恤理所当然。在蒋介石正酝酿成立国共联合大党之际，国民政府于3月起正式允拨20万元善后费。3月11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先发陕北善后费5万元，其余陆续再发”。月中，蒋召集高级将领会议期间，正式告知与会的周恩来将发善后费给八路军。4月底，中共两次领取善后款，各5万元。中共积极用此款安置编余遣散人员。由于在遣散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国民政府后借此拖延发放余下的10万元。为此，周恩来安排叶剑英于30日电示蒋介石：“惟以人数（改编以来的老弱病残人员，作者注）众多，不足应用，善后工作，不能顺利完成，兹为早日结束善后事宜，免贴累赘起见，拟请将未领善后费十万元，准予拨发，以利进行。”蒋批：此善后费可照发，但必须其（中共）对遣散者必有整个办法，交军委会核准，若如上次任意遣散各省，使人心不安，则不续发。

　　为免除国民党口实，周恩来要求加强相关处理，于5月6日致电林伯渠、伍云甫，并报中央和八路军总部：（1）依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规定分别送残、伤医院；（2）在分送时进行政治解释；（3）对破坏纪律分子在伤兵中进行斗争并通知军政部伤员管理处；（4）建立经常慰问联络工作。可在前后方选择几位好的伤残同志来汉，到伤兵中进行领导工作。

　　至6月份，该项经费除何应钦利用职权截留2万元外，共发18万元。此后，中共虽积极争取再能增发，但国民政府以“军部命令，凡抗战负伤员概不遣散”为借口而拒绝。

　　1938年7月，林伯渠等赴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为防备中共方面再次提出边区问题，蒋介石明确了把边区问题降级的思路，于月初电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速派熟悉该区情形之要员来武汉，参加行政院与林伯渠的谈判。蒋鼎文知道此事自己既做不了主，更难对付中共，遂拖延未派。19日，蒋介石再电要求派人，或以详电告知意见，继而正式明确此事全权由陕西省就近解决。8月12日，蒋鼎文致电林伯渠：行政院来电指出边区问题由陕西省就近解决，派彭绍贤、谷正鼎等3人前来交涉。16日，毛泽东、张闻天电示林伯渠，须坚持23个县、由国民政府正式委任、经费每月要津贴10万元。谈判伊始，彭、谷并无诚意，置过去双方基本共识于不顾，提出边区必须实行专员制，不要边区政府，区域也只允17县，相比以往大为退步，“款”项更无从谈起。

　　自此，边区行政费一项再无解决的可能，成为中共所争取的经费项目中未能达成的典型。

　　客观地讲，蒋介石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给八路军划拨给养是积极抗日的表现应给予充分肯定。对此，并非所有国民党人都能予以理解，有诸多人颇有微词。

　　这一时期，对各方微词，蒋介石均以隐忍相待，毕竟此时尚处国共合作的拓展阶段。他对驾驭八路军出师有着更高的战略理解，非一些边缘人物和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系能完全清楚的。

　　但蒋介石对中共的不满也在慢慢增加，并在日记中多有发泄。10 月山西战局失利，蒋对中共军队的表现开始失望，视为“旁观投机”。中共中央这时提出解决边区问题、以林伯渠为行政长官等要求，被蒋视为“乘机要胁”。对一二九师一再延迟出动，而国民党拟派驻人员被拒绝，斥为:“共党违约势所必然，何足怪!”“此种无信义之徒，决不能成业也。”11 月初，淞沪战局恶化，蒋心情沮丧，叹:“军事失利，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扈，呜呼! 外患未消，内忧日增矣!”焦虑长期抗战后会出现的几种最坏局面之一，即“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

　　外有微词和报怨，内有不满和焦虑，纵有客观上为八路军划拨给养等事实所表现出的积极抗战行为，但蒋介石主观上的积怨未消，其不良的结果即有了一个根结，后来的事实即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