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晚10时，为推动运动的进一步深入，陈独秀不顾危险，亲自到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不料，正当他在新世界娱乐场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时，被北洋军阀政府的便衣警察当场逮捕，押往外右五区警署。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他的住宅，破门而入，当即搜去信札多件。陈独秀被捕一事随后被报纸披露，引发轩然大波。各界纷纷谴责政府破坏舆论自由，摧残近代思潮，要求尽快释放陈独秀。

　　忽闻陈独秀被捕，谭平山大吃一惊。他随即四处活动，为营救陈独秀而竭尽心力。在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请予保释陈独秀。与此同时，16日至20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亦联络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高校著名教授学者70余人签名请保陈独秀；6月25日，安徽同乡会、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云相继致电京师警察厅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面对声势浩大的保陈风潮，京师警察厅不得不做出“念陈独秀尚系学子，应予从宽，准以保释，但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预戒”的裁决。于是，1919年9月17日，在谭平山等一大批陈独秀的同志及朋友营救下，经受了83天牢狱之灾的陈独秀得以保释出狱。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陈独秀不仅从精神上号召人们为真理而战斗，为五四运动的深入进行提出战斗纲领、口号，还身先士卒，冲到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处处显现出共产主义者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为陈独秀此精神所折服的谭平山，亦从此坚定了追随陈独秀闹革命的雄心壮志，他在此精神影响下，于《新潮》发表《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文章，指出：“今日的劳动阶级要求解放，非把资本的托辣斯昔日所掠夺的，所盘踞的，所霸占的，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一切人间生活的领域，尽行解除之摆脱之不可。换句话：现代的民治主义，不是单独向政治领域上，和这般资本家争些地位，和争些势利便罢。一定要抱着个去恶务尽万死不顾的大决心，冲入社会上产业上，而要求人间精神的满足。”

　　就这样，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激发了陈独秀与谭平山两人火热的爱国热情。为传播新思想，在陈独秀创办之《新青年》杂志鼓舞下，谭平山还和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政衡》小报，明确提出“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随后，谭平山又于《政衡》上陆续发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理论文章，逐步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化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受到陈独秀的赞扬。

　　协力建党，推动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