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有哪些中国人见过列宁 为列宁守过灵？

　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一直以高度的热情，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列宁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这就是列宁与许多中国人有过亲身接触。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6年里，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不下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参加十月革命的在俄华工和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一、参加十月革命的在俄华工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中，有着数以十万计的炎黄子孙，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被招募或被拐骗赴俄劳作的“华工”，受尽了战火的摧残和沙皇资本家的折磨。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下，他们成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同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阶级兄弟一起，义无反顾地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战、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战。参加十月革命的华工遍布苏俄各地，其中刘福辰和冯扎瓦参加了攻克冬宫的战斗，沈阳人包其三（又作包清三、包吉山）在南高加索的战斗中功勋卓著。华工还是斯大林领导的察里津（即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保卫战中的一支生力军。在斯大林、伏龙芝、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基洛夫、恰巴耶夫（夏伯阳）、加伦（布留赫尔）等领导的部队中，都留存过中国战士的身影。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就刻画了并肩战斗的中国战士的形象。直至今天，为十月革命而献身的一些中国战士，仍然安息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在俄共（布）中还曾建立了独立的中国人党组织“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对于华工在十月革命中的重要贡献，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1920年3月29日，在党中央委员会向俄共（布）“九大”的报告中，列宁指出：“我们同盟军中一支最忠诚的队伍，就是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那批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人唤起自己的同胞投入反击苏维埃国家敌人的斗争中去，因为他们知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事业就是他们的切身事业，因为是在俄国战场上来决定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命运”。[1] 1918年2月和4月，列宁亲自主持了工农红军第一国际团和第一莫斯科红色近卫中队的组建工作，参加这两支部队的中国战士数以千计，其中国际团第一营第三连和红色近卫中队独立营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此后，在对白俄罗斯乌罗勃纳战斗中建立功勋的第二红军大队特别中国队予以奖励的指示中，列宁还指出：“中国的士兵们在俄国的革命战争中奋勇作战，就应该得到额外的奖励”。[2]

　1919年初，由沈阳人李富清率领的70多位华工红军战士来到列宁身边担任警卫，他们是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在此后的1年里，他们亲眼目睹了伟大导师为世界人民辛勤工作的情景，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也亲身感受到了列宁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关怀。在严寒的冬日里，列宁一再指示警卫战士在屋檐下或走廊内站岗，以免冻伤。对警卫战士的饮食起居，列宁也多次亲自过问，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直至半个世纪后，李富清还对这样一件事记忆犹新，这就是当他们几位中国战士苦于靴子太大无法穿用时，列宁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亲笔给主管工作人员书写便条，指示给中国战士更换靴子，直到亲眼见到中国战士穿上合适保暖的靴子，列宁才放下心来。在此期间，列宁还通过翻译，与中国战士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向他们讲授革命道理，为他们学习俄语提供方便，并通过中国战士学会了“您好”、“吃饭”等几句中文日常用语。[3]同年5月，列宁还接见了苏维埃第四团第三营全体中国战士。

“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和捍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同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4]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生于辽宁铁岭的任辅臣。他生于1884年4月28日，在34年的短暂一生中，他把14个春秋献给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早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他就和打入沙俄侵略军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开始接触，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成员。此后，他一方面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另一方面以很大精力维护在俄华工的权益，并在他们中进行革命活动。1916年5月，任辅臣领导了阿拉伯耶夫斯克2600多名华工的大罢工，并因此被沙俄当局逮捕入狱。1918年初，在任辅臣的领导下，组建了著名的“红鹰团”（又称“中国红军团”，其中包括一部分朝鲜工人），成为乌拉尔地区红军的骨干力量之一。得到“中国英雄军”的美誉。曾转战于楚索沃依、叶卡捷琳堡（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塔吉尔、彼尔姆等地，重创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高尔察克白匪军。

　“红鹰团””隶属的红军第3集团军第29狙击师师长在报告中赞誉：“在上图里耶方面最近的几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尤为顽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团数次陷入敌人的环形包围之中，可是它每次都凭着自己的顽强、组织性、革命纪律和指挥员的指挥，用炮火和刺刀为自己开辟道路，撤出包围并进入新的阵地，因此，敌人企图占领维亚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以便对我军后方的戈洛布拉哥达茨克车站构成直接威胁的企图都被中国团的顽强精神粉碎了。中国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勇敢顽强、头脑冷静，形势越险恶，他们的军事纪律性就越强……在战斗中敌人遭到了数倍于我的损失。鉴于上述情况，我为能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和它的指挥员致以衷心的感谢而感到荣幸”。[5]1918年11月29日，任辅臣和中国团的大部分指战员一起，在维亚（一译为维雅）车站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苏维埃政府将任辅臣的夫人张含光等亲属安置在莫斯科居住，给予多方照顾。1920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任辅臣的家属，“称赞任辅臣同志作战英勇，是一位卓越的指挥员，是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6]在列宁的亲自安排下，任辅臣家属于1921年顺利回国。

　二、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除去参加十月革命的华工以外，见过列宁的另一个中国人群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根据史料可以确定，见过列宁的中共著名活动家有陈独秀、张国焘、刘仁静、彭述之、瞿秋白、张太雷、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萧三、柯庆施、邓培等，他们主要是在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见到列宁的。1922年初，列宁还抱病接见了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一大”的部分中国代表，他们是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张秋白（代表中国国民党）、邓培（代表中国工人）。在谈话中，列宁表达了对中国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关切。

　列宁有生之年，共产国际共举行过4次代表大会。其中1919年3月和1920年6—7月举行的“一大”和“二大”，是由在俄华工代表刘绍周（刘泽荣，出席“一大”和“二大”）和张永奎（出席“一大”）参加的。在1921年6月至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瞿秋白以记者身份担任大会采访报道工作，当时正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刘少奇、肖劲光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肖劲光回忆说：“当我第一次见到列宁时，情不自禁地高喊‘乌拉！乌拉！’虽然我由于语言不通，难以听懂报告的全部内容，但列宁独特的手势和声调，仍强烈感染着我”。[7]出席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有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成为第一个参加国际共运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