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柳林、军渡之敌主力向临县进犯，留下少数三日被我阎团侦察排吓跑”

　　1937年8月，全民族抗战爆发，红30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炮兵营，阎红彦则调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警备第3团团长，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

　　保卫陕甘宁边区是一场防御战，如何有效防御？阎红彦推崇积极防御，防御中有进攻，他没有让警备第3团呆在黄河西岸消极等待日寇来攻，而是派出多个侦察排到东岸山西境内活动，切实掌握敌人动向，并不时奇袭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1938年3月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提到这么一件事：“甲、柳林、军渡之敌主力向临县进犯，留下少数三日被我阎团侦察排吓跑，退离石。该侦察排恢复柳林。当该排袭击时，民众向该敌报告有八路军三四千来攻，敌即飞逃，遗弃大米罐头等物甚多。我现以一个连驻柳林。”由于警备第3团（阎团）在山西积极动作，敌人在山西的作战行动大受干扰；加上人民群众的“推波助澜”，日寇对八路军闻风丧胆！

　　1939年12月，警备第3团、第4团、炮兵团等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兼关中军分区），文年生担任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阎红彦担任旅政委兼军分区政委。由一个团的政委，晋升为一个旅（兼军分区）的政委，意味着防区的陡然增大，也意味着由奉命行事到独当一面的转变。

　　正是从1940年起，由于日寇、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进入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文年生、阎红彦带领关中军分区所属部队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上山开荒生产。他们奋战了几个月，把驻地附近的几个荒山野岭全部开垦出来，种上小米和苞谷。在文年生、阎红彦的带领下，关中地区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官兵们除完成警备任务外，开荒3万多亩，当年就获得大丰收，不仅解决了本部队的粮食给养问题，还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其他部队的粮食给养，减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1943年3月，毛泽东得知关中军分区所属部队不但教育训练抓得出色，而且大生产运动全面丰收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亲笔题词“生产教育二者兼顾　书赠文年生同志”，这不但是对文年生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文年生、阎红彦领导的警备第1旅（兼关中军分区）的褒奖！

　　1942年10月，党中央决定召开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以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经验，确定今后的基本任务。一天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找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一见面，高岗先是封官许愿：“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阎红彦不以为然地说：“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高岗败兴而去，恼羞成怒之极。他利用担任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打击阎红彦，倒打一耙诬蔑阎红彦“有野心”，让阎红彦蒙受不白之冤。对此，参加过会议的徐向前非常不满：“整风中期，我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西北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边区党的领导问题；今后边区的工作任务问题。……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高岗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阎红彦等一批同志弄下去，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畅所欲言。”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有这么几句话：“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高岗风头一时无两，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得意洋洋地对阎红彦说：“你看，陕北师的问题，主席都承认错误了！”这时，康生在大会小会上公然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面对高岗的得意忘形，阎红彦向党中央直言高岗“政治品质不好”，并冷静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1954年2月，高岗反党事发，不久黯然自杀。

　　五、“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