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奉命打通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

　　1932年底，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利用改编这支游击队为红26军的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的领导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当时，“阎红彦、谢子长同杜衡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一再要求将刘志丹同志留在红军中工作。”杜衡一意孤行，将不到2000人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42师第2团（红26军只有这么一个团），自己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他虽然同意刘志丹留在红军，但却将他降职使用。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红26军被迫冒险南下终南山。

　　1933年6月上旬，红26军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强敌袭击，部队几乎被打散。杜衡则在部队到达三原地区时，擅离部队返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经谢子长、阎红彦力主留在红26军的刘志丹，关键时刻挽救了红26军余部，他对战士们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结果，刘志丹带领余部经激烈战斗，死里逃生，回到陕西中部铜川县（今为市）照金镇，重整红26军。对于阎红彦慧眼识人（刘志丹）挽救红26军一事，党史权威著作这样评价：“阎红彦转战陕北高原的主要历程，不仅说明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而且是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领导人。”不久，阎红彦由上海中央局派往北平，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做地下工作。

　　从1933年春至1934年夏，阎红彦先后“赴天津、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北平（今北京）、张家口，先后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阎红彦”词条）他在国民党元老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工作，是中共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