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丁秋生留在兵团政治部机关，安排了一个巡视员的闲职。

　　担任巡视员的日子里，丁秋生的任务就是下部队、跑学校到处巡视，搞调查研究。他去陕北公学考察过学员生活条件，也去杨家岭参观过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去过三边地区的警备团，了解留守兵团部队剿匪进展；也跑过贺家堡、宋家川一带的黄河渡口，调查两延河防部队的防御设施……

　　在这一系列的调研中，丁秋生亲眼目睹了陕甘宁军民保卫边区，团结抗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斗争精神，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大本营，联系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培养输送抗日干部的大学校。没有这样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也就无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吕梁山、沂蒙山、大别山与侵略者刀枪相见是抗日斗争，谁能说留在陕甘宁边区剿匪、河防、办学、大生产不是抗日斗争的一部分呢？

　　想到这些，丁秋生忽然领悟到：闲职并不闲，这正是组织上的精心安排，有意让他在边区人民的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认识后方工作的重要意义。

　　丁秋生说那段时间他想得最多的，是率性与自律、谦虚与骄傲、个人愿望与党的利益的关系，前方与后方的关系……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入党6年来，为党的事业转战万里，负伤流血，九死一生，历尽艰辛，最后却受到了党组织的责罚，险些被党组织抛弃。为什么？追根寻源，就是因为骄傲自满，个人膨胀，自恃有功，一意孤行，把个人愿望凌驾于党组织决定之上，违背了入党时“服从纪律”的誓言。

　　一个跟斗可以让人消沉颓废，也可以让人警醒奋起。

　　丁秋生如同浴火重生，开始了一次思想涅槃。

　　1939年2月，丁秋生结束了巡视员工作，被调到抗大政治部组织部当干事……翌年8月，组织上又安排他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1年8月，丁秋生终于实现上前线的愿望，奉命带一支近百人的干部队，由延安奔赴山东战场，坚持敌后抗战。

　　因拒不接受组织任命而受的处分，是丁秋生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所受的唯一一次处分。但这次处分没有影响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解放战争期间，丁秋生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三纵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政委。全国解放后，丁秋生曾担任浙江军区兼第七兵团政治部主任、浙江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5年，丁秋生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