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火燎原》的一篇文章里，丁秋生曾记叙了那段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们凭着瘦弱的身体，在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的巷道里，借着暗淡的小煤油灯光爬行。遇到上坡时，脚尖蹬着梯道，手扒在地上，拖着沉重的煤箕，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下坡时，用头顶着、用双手撑着煤箕，脚蹬着梯道，脸朝地背朝天，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着走。有的时候稍不留心，身上、腿上被煤块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完成资本家规定的定额，我们每天至少要干上12个小时的活。一天下来累得头昏脑涨、腰酸背痛。我们住的是几十个人一间的工房，睡的是5层床铺，人多房小，挤得喘不过气来。一到夏天，臭虫、蚊子咬得整夜都睡不着觉，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和不见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每天半饥半饱。至于穿的就更可怜了，破破烂烂，补丁加补丁，一到冬天，冻得哆哆嗦嗦。当时做工，最使人担心的是安全没有保障。资本家只顾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安全设施极差，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我当童工时就亲眼看到过六方井发生的一次瓦斯爆炸。当时矿上流传着几句顺口溜：‘背拖煤箕重沉沉，饥寒交迫牛马身，茫茫煤海苦无边，炭古佬日夜盼天晴。’”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率二打长沙的红一方面军转进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待机。沉闷、灰暗的安源小镇突然喧闹、鲜亮起来，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井上井下、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奔走相告：“毛委员到安源了！”
很多年以后，丁秋生脑海里还保存着那个下午的场景：烈日当空，纹风不起，热得人光着膀子都直冒汗。临时用木板搭起的讲台上，一字摆开几张方桌和几条长凳，讲台两边红色瀑布似的悬挂着两幅长联：“打倒资本家 工人求解放”，“砸烂旧制度 建立苏维埃”。
他和几个半大伢子爬到讲台旁边的那株大柳树上，亢奋地俯瞰着会场：红军官兵成一个方阵坐在会场中央区；几百个儿童团、少先队员坐在会场前区；路矿工人和赤卫队员、农民方阵，则分布在会场的左区和右区。在工人纠察队的引导和纠察下，万余人的会场秩序井然。
丁秋生趴在大柳树上，凝视着讲台上毛委员挥动手臂的身姿，倾听着那通俗易懂的演讲：工人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命苦吗？不是！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我们工人农民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作主人。
丁秋生多年想不明道不白的事，让毛委员几句话就给捅破了，点明了。
当毛委员最后振臂一呼，号召工人、农民参加红军，投身革命时，大柳树上的几个伢子全都跳了下来，朝扩红点奔去。
那天，红一方面军在广场四周设了十几个扩红招兵点，每个点上都挤满了报名参军的人群。除了安源周围的农民和城镇无业人员，仅安源路矿两局，就有1000余名工人加入红军队伍。其中有父子俩同时报名的，也有兄弟俩一起参军的。丁秋生看到离他不远的一个扩红点上，100多精壮过人的矿工，每人挑着一担黄色炸药在报名。那个扩红点上的红军干部，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喊道：“欢迎欢迎……”
丁秋生后来听说，这些挑炸药的矿工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当时人们谁也不会想到，25年后，这批从安源参加红军的千余名矿工中，走出了包括丁秋生在内的十几位共和国开国将领。
丁秋生和十几个当童工的半大伢子们，是在红三军团第三师特务连的扩红点报的名。一位红军干部问了问他们的年龄、籍贯、职业和家庭情况，便热情地表示欢迎，随即把他们带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房子里，去见特务连党代表。
几十年后，丁秋生还记得那个眉眼清秀的党代表姓任。任党代表向他们介绍了一番部队情况，再三强调参加红军要自觉自愿。最后又叮嘱他们说：部队还要在安源休整几天，你们可以先回家做好亲属工作，争取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红军。
第三天，丁秋生瞒着母亲，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走了。
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中，丁秋生作战英勇，多次参加敢死队，十几次挂彩负伤。1934年1月，丁秋生刚满20岁，便担任了红四十一团政委，成为中央红军中最年轻的团政委之一。
这期间，他多次见到毛泽东就在离他不远的山头上指挥反“围剿”。尤其是长征到达遵义后，丁秋生调任军委干部团一营政委，更是常常能见到毛泽东。
军委干部团是长征开始前由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等4所院校的干部、教员、学员合并组成的。所辖4个营的战士都是排、连以上指挥员。红军著名战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干部团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干部团政委。这是中央红军最精锐的团队，长征中始终担负中央军委纵队的前卫和警卫任务。
长征中，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干部团一起行动。丁秋生经常看到他有时策马而行，有时徒步疾进。在敌几十万重兵的包围圈里，他从容若定地率领中央红军忽南忽北，时东时西，纵横于川黔滇边，穿插于敌重兵集团之间，迷惑调动敌人。
但毛泽东工作繁忙，丁秋生一直没有机会和他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