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与共产国际有着复杂的关系，但是，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关系一度被遮蔽而成为未解之谜。近些年来，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和海外研究成果的扩展，国内学界开始重视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逐步揭开了历史真相——

　　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幼年的中共，也有牙牙学步的过程，也离不开家长的喂养、搀扶和老师的知识传授。今天，要想了解中共成长的历史，一定要了解在中共早期成长过程中曾经起过保姆、家长和老师作用的“共产国际”。这个1919年由俄国共产党人创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理想主义者的大本营。二十世纪，包括中共革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大都是在它的推动、组织、指导或影响下起步的。但是，任何孩子开始步入青年之后，都势必会摆脱家长或老师的左右，走向独立。这个纯粹由俄国共产党人在幕后领导、资助的革命组织，与各国革命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中共成立十七八年后和共产国际日渐出现分歧，最终独立自主，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一直很纠结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由于共产国际负有如此双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主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它既会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国的金银财宝，甚至牺牲俄共党人的生命，来推动欧亚各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因为被援助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之意见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诚履行保卫苏俄的义务，而强行干预该党的事务，包括解散该党的组织，另立共产党等。因此，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从来都是一个是非对错纠结得不得了的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即使从中共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尽管讲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材和书籍汗牛充栋，但几乎从来都不提共产国际的作用。成功，是中共自己的成功；失败，也是中共领导人路线方针自身的错误，全都与共产国际无关。中苏关系破裂前后，尽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曾系统地介绍过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问题（党内其他领导人如陈云等也说过共产国际对中共成立和指导中国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仅限于高层内部，以后对这方面的情况更是讳莫如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大量涉及中共历史的文献被以各种方式披露出来，也不见有这方面的资料被披露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不期地面对着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苏联档案陆续开始对外开放。1980年代初中期，莫斯科公布的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档案中，就有一部分是直接涉及当年共产国际与中共历史关系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重视，并陆续有研究成果披露出来。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自然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段历史，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那个时候，多数研究者很长时间里也都还是沿袭着旧的思维模式，情感上很难接受共产国际与莫斯科起过怎样的历史作用的说法。他们一直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是为莫斯科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多半是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由此影响到许多研究成果都在着力于证明一个结论，即：中国革命一直是在和外国党错误干涉的斗争中，曲折前进的；并且是在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才得以走向胜利的。

　　这样一种情况，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才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一是苏联解体后更多的档案被公开，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包括与中共关系的文献，甚至被大量结集出版，共产国际在什么时候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不再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问题了；一是共产国际毕竟只是存在于1919年-1943年间，它即使起过怎样的作用，距离今天也太过遥远了，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渐失去其敏感性了。

　　这种改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1980年代初，北京大学向青教授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起来的。这一结论当即受到了其他党史研究者的批评。这类说法自此一度消失，再难见诸于公开研究之中。而2001年，持同样观点，并且直接挑战传统的中共建党史研究的著作，却得以公开出版，而且还得到了多数中国学者的好评。虽然该书是日本学者写的，但是，围绕着该书所进行的热烈讨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能够公开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