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时候，大多数文章是从革命派的角度来审视辛亥革命结果的，多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政体。但是，促成这一成果的实现，除了革命派的力量外，袁世凯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他对辛亥革命的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点也应该历史地看待。

　　●袁世凯如何对待革命力量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被清廷重新起用，成了内阁总理，总揽朝廷大权。他负责剿灭革命党，督师前线。当时的北洋军实力可以说是远胜于革命军实力的，袁世凯强攻汉阳后，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袁也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绝不可小看，不仅战火不断蔓延，更为可怕的是，革命共和的呼声渐渐深入民心。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希望能在自己“责任”内解决与革命党人之间的争端。但革命党人黎元洪却声称要共和，也就是要推翻清王朝，而且不是革命党与你袁世凯的个人纷争，而是革命党与整个清王朝的搏斗，你袁世凯只要顺应共和了，还可以给你共和总统的位子坐，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随后，革命党人不断向袁世凯发出信号，希望袁世凯能掉转枪口，推翻清朝，成就大业。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出于总统权位的诱惑，还是出于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袁世凯显然给了革命军以喘气的机会。他派蔡廷干、刘承恩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面谈议和，随后又派刘承恩、张春霆到汉口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曾广大会谈，希望革命党人能接受其“君主立宪”的主张。1911年12月18日，他又派出唐绍仪、杨士琦、严复、王孝绳、欧赓祥、许鼎霖、赵椿年、冯懿同等声势浩大的队伍与革命派伍廷芳于上海展开了和谈。袁世凯对于上海谈判的底线，就是“君主立宪”，保留清廷的名义，虽然当时革命浪潮已席卷全国，但他对共和制度依然不信任，虽然他也认为民主共和派为“进步党”，但仍坚持其立宪主张，主张在“君主立宪”的框架内解决问题。袁世凯毕竟是从清朝那里得到权力的，不可能抛弃清王朝，因而继续打着维护大清的旗号。虽然他也知道这有难度，正像他的儿子所说的那样，他处于不知所措的莫大困惑之中，“目前扮演一个忠君的角色去挽救满清王朝似乎完全不可能，尽管那是他本意所在”。当然，在革命共和的呼声中，袁世凯也有些动摇了，他一面想忠君，一面又想在革命派中博得掌声，毕竟革命党人给了诱人的职位——总统。所以，此时的袁世凯对革命派既是攻打又是纵容。他想利用清廷和革命派的矛盾和弱点，抬升自己的身价，来个一箭双雕，即既以清政府的名义去压迫革命力量，迫使其就范妥协；又借助革命力量威胁清廷，迫使它交出全部的权力，真正实现责任内阁——“君主立宪”。

　　●袁世凯为何主张“君主立宪”

　　就在袁世凯坚持自己的主张、上海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孙中山的到来改变了整个形势。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领导1911年的武昌起义等，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成为中国最有成效的革命家，一直是海外华人起义的领袖人物，在国内也有很高的声望。孙中山回国后，自然就被拥戴为新政权的领导者。谁叫你袁世凯还在坚持“君主立宪”，给你总统做你不做？孙中山可不是这样磨磨蹭蹭的人。1911年12月底，他由海外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在南京举行17省代表会议，接着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短短五六天时间里，他就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自己也就任了临时大总统。这给袁世凯来了个措手不及。不过，孙中山也是明白人，他知道，只有利用袁世凯，民主共和的政权才能有保障。所以，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一再表态，自己无意这总统大位，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这总统的位子就是你袁世凯的了（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孙中山依然称，袁世凯“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甚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等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但此时局势的突变，让袁世凯也很着急，南北议和随之中断，暂时的南北政权对峙随之形成。

　　袁世凯为何主张“君主立宪”？其中的一个原因可以说是为了“保存中国”。他认为，一个有限君主制是唯一能够确保国家完整的政体。他曾说：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人民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这里，袁世凯语气可谓诚恳，他呼吁各方力量能以大局为重，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誓言自己将为之努力。当时，确有非汉族区“脱离”中国版图的危险，“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很可能同南京的共和政权脱离关系”。这对整个中国来说都不是好事。袁世凯力主以“君主立宪”维持国家统一的局面，同时强调了“君主立宪”目的就在于防止国家分裂，恢复秩序。在当时的中国，对“君主立宪”抱有想法的不只是袁世凯。梁启超也曾云：“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

　　●袁世凯如何接过辛亥革命的果实

　　但是，当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后，民主共和呼声渐成主流，孙中山内阁也汇集了当时的社会精英，“君主立宪”逐渐失势，袁世凯似乎只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开始松动了。

　　在孙中山的一再恳切下，在清皇室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袁世凯似乎不是很积极地附和了共和。当然，他附和共和，也与列强的态度，与他的外籍幕僚的建议不无关系。袁世凯一贯很重视列强的态度，也与外籍幕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都是袁世凯的座上宾。朱尔典、莫理循原先与袁世凯一样，都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但当共和制度宣布确立后，英国的态度出现了暧昧，先是表示中立，主张“等着瞧”，但后来却表示愿意承认共和制度。随之，美国的态度也渐渐明朗起来。辛亥革命后，美国主张列强应当上下通气，不可单独承认南京政府。但后来随着国内呼声的高涨，特别是包括传教士、教会团体、报社、商业团体，以及许多俱乐部组织的呼吁，美国政府也倾向同情革命，同情共和制度。日本也一样，先是拒绝承认南京政府，主张君主立宪，但随后也赞同共和。可以说，让清室退位，袁世凯接受共和，出任总统之职，统一南北，已经成了当时的主流意愿。

　　清廷内部也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只能无奈地表示，“国民意志必将获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也使用了某些政治手段，他不断向朝廷提出辞职，朝廷不肯，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袁世凯的同党，徐世昌、梁士诒、赵秉钧等借机不断向清室进言，制造舆论，游说逊位。一批驻海外的清朝外交官也电请清帝退位，以顺应潮流。袁世凯在前线的手下将领，也向朝廷奏呈清帝逊位，甚至宣布如果不逊位，他们将拒绝作战。1912年1月26日，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的军咨使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随后满人亲贵的抵抗就崩溃了。清朝走到这一步，除了退位，似乎没别的选择了。于是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清廷于1912年2月12日正式下诏退位。

　　清朝的落幕，帝制的结束，不完全是你死我活的战火把王朝葬送的，而是历史的潮流、民意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完全依靠武力解决一个王朝的归宿的。袁世凯在这一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凯顺利地接过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成了首任正式大总统。辛亥革命作为推翻清王朝、推翻帝制的一种手段，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追求民主共和的一种途径，它的历史使命还没彻底完成。

　　（汤伏祥  作者为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编审，著有《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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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著作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国内出现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著述。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书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洪宪帝制及其失败的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成以妥协——强黎元洪为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