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称奥运冠军、中国跳水队前队员田亮，因超生二胎疑被任职单位陕西体育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双开。陕西体育局近日回应称，田亮已从陕西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上卸任，但并未被双开，田亮的第二个孩子是在香港出生且获得香港籍，不属于超生。

　　（4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公众对田亮超生为什么未被“双开”的质疑，当地体育局认为“香港出生获得港籍不属超生”确实有据可查。国家计生委工作人员就该政策解释称，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或国外生育二胎，只要孩子回到内地在两年内住满18个月，就被视为“超生”，言外之意就是在国外（或港澳）出生，孩子只要在内地两年内住不满18个月就不算超生。如此“政策”实际上是给田亮这样的明星名人大开了超生绿灯。明星名人拥有优异社会资源，到国外生产让子女顺带获得外国或港澳籍并不难，只要时不时带孩子出去旅游度假不“碰”18个月的红线也并不难。正是机制和政策漏洞事实上给了田亮可以随意超生的“机会”。

　田亮妻子叶一茜怀孕期间、“大腹便便”的时候，公众早已知悉、媒体早已报道，而他任职的单位体育局却不采取任何预防性举措。众所周知，国内计生政策在“预防性措施”上的可怕，一些地方农村的严苛已到了“扒房牵牛”的恐怖地步，对田亮和叶一茜未到香港生产和同时获得港籍之前为什么不采取预防措施？任职单位的“视而不见”，恰恰是助其“超生”的推手。

　田亮妻子到香港产子成功，且连“超生”也够不上，这样的结果不是“一个人战斗”的结果。有政策漏洞原因，也有单位姑息之果，反映出来的是政策调整对象事实上并不公平的现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一些明星富豪群体，可以视法律和政策为无物，却独独普通人承担政策义务，不能不说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某种悲哀。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老人社会的来临，是否放开生二胎已日益引起公众热议。至于独生子女政策是不是需要调整，需要通盘考虑、照顾不同群体利益，但时下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变“富人明星可以多生”，穷人或普通人却“不敢生和生不起”的相对不公平现状，对明星富人群体超生行为加大制度上的规制和制约。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