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人“有病”，有时等于骂人，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病；但得了精神的、心理的疾病，人们不自知的情况往往而有。在这个意义上，谁都没把握说自己没有病。

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恶性伤人案，一名患者用水果刀致1名实习医生死亡、3名医生重伤。这名凶手当然有病，但有病的绝不仅仅是他。有一个网站就此事展开“心情”调查，参与者6000多人，其中有4000多人选择了“高兴”。

对这样一起悲剧，我实在不懂“喜”从何来。一个有远大前途的实习医生死于患者的刀下，有什么可高兴的？患者沦为凶手，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到底是从血腥中感觉不到高兴的人们有病，还是为此高兴得想放鞭炮、喝小酒的人有病，还是设置此类调查的人有病？

动辄诉诸暴力，是近几年社会流行的行为方式。一些人好像除了暴力手段，就没有其他解决争端的办法，这使人每有置身丛林之感，周边弥漫的是原始的动物精神。而暴力所到之处，是身体不可复原的残缺，乃至生命的凋零。上述恶性案件，只要留心世事，其实已屡见不鲜。前不久，有一个青年只不过对当街小便的人说了几句，便招致杀身之祸，令人不胜唏嘘感慨，所谓“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这一次，只因牵扯复杂的医患关系，才变得格外敏感。

不必说被害人与患者之间没有医患纠纷，即便有，也不应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方式。然而，暴力还是发生了，仅仅因为怀疑医生在刁难他，不给他看病。这个案件给医护工作者造成的伤害，很难估量，但更难估量的是给亟待正常化的医患关系导致的伤害。那些对此事感到高兴的人，使医护人员有理由相信，与自己近距离接触的患者很可能就是潜在的杀手。如果医生有病，你不能指望他正常地给有病的人看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恶性伤人案发生后，加强对医护人员人身安全保障是必要的，依法严厉打击残害医护人员的人也是必要的，而变革当前的医疗体制更刻不容缓。十数年来的医疗改革成绩，并不足以化解由看病难、看病贵而引发的社会焦虑，而此种焦虑正是医患关系紧张而脆弱的深广背景。然而，据说有光明前景的改革——破除以药养医体制，已经提了不少年，迄今似乎仍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看病难、看病贵看上去是两个问题，往往相互缠绕，因难而贵，又因贵而难。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自然正确，但政府应当做到的是为全民建立最基本的医疗供给和医疗保障，并在此基础上使患者有多样化选择。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愿意支出更高的成本，他就可以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支付能力或意愿，也能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不至于因经济状况不佳而延误治疗。问题是，如今的医疗供给与医疗需求是均衡的吗？适应不同群体不同需求的医疗服务体系又建得如何？大医院取向不变，大医院一股独大的格局不变，患者就还是对大医院趋之若鹜，大医院人满为患就不会终结，看病难、看病贵就还是兀自岿然不动。

从一般情理来说，患者走近医生，就意味着信任的开始，这种信任抽象地建立在专业不对称的基础之上，而真实稳定的信任，则只能在具体的医疗服务中才能构建完成。医护人员有理由要求患者体谅自己的巨大压力和不确定风险，患者同样有理由要求医护人员具有高尚的情操和精湛的医术。而现实中，既有无理的“医闹”、杀医的患者，也有冷漠的大夫、过度的医疗。如果彼此能达成理解之同情，则意味着医患良性关系的形成，但这只有通过多次博弈、多方博弈才有可能。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一个医院变得热情、高效而富有责任，不是因为它一夜之间就脱了胎换了骨，而是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恶性伤人案，使业已病重的医患关系再次陷入危机，但也可能成为推进医疗体制改革的新起点。人们不能原谅身为患者的凶手，更不能姑息有病的医疗体制，因为在有病的医疗体制下，人人都可能成为病人，包括那些有病而不知还兴高采烈的人。（滕朝阳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